王铎最先出列。
他是左相，为众臣之首，持笏行礼后，自然要先定大基调：
“陛下问大唐兴亡，臣以为，当先言制度。”
“唐初为何强？不是只有太宗英武，更是兴于制度整饬。”
“太宗当然英武，收拾天下，能灭东突厥，能以李靖、李世勣、侯君集诸将用兵四方，可若只有太宗一人英武，也不过是又一个马上豪杰。”
“太宗、高宗之时，三省六部各有职分，中书出令，门下封驳，尚书奉行。皇帝能总其纲，而宰相能任其责。”
“国家之事，不尽决于一人喜怒，也不散于百司推诿，所以能用人，能纳谏。”
“而朝廷之议可任于六部，六部之令，可承于州县。”
“而州县造册，户籍、田亩、租赋、役法，皆能一一落实。”
“所以太宗说要轻徭薄赋，地方真能少扰；太宗说要征高昌、伐突厥，军粮、府兵、驿马、器械便可从全国调用。”
“此正是经制规矩，吏治清明，自可稳定社稷。”
“尔后，武后虽改唐为周，臣等自然不敢称道其篡位之事，可只论治政，她能大兴制举，拔用寒俊，打击旧族，清顿吏制。”
“开元之初，玄宗又用姚崇、宋璟，裁冗官，整吏治，减佛寺，修漕运，所以开元能兴。”
“玄宗前期，君相之间尚有纲纪。安史之后，皇帝困于禁中，宰相不得专政，门下封驳渐成虚文，中书决策又多受内廷、禁军、藩镇牵制。”
“到后来，天下大政不出政事堂，却出于宦官、神策、藩帅、党人之手。”
“所以唐兴在于制度兴、吏治清；唐亡在于制度亡，吏治坏。”
王铎说到这里，看了一眼赵怀安，微微停顿，声音更沉：
“凡国家兴亡在于政，在于人！”
“若政有所归，人有所任，虽天下之大，亦能纲举目张。”
赵怀安点头，对王铎所言的制度与官员的关系非常认可，虽然王铎一句话没提过老百姓，但从执政的实践来说，官员治理、制度建设，的确是王朝发展的绝对核心。
王铎又道：
“臣想举文宗甘露之变为例。”
“文宗不是昏君，他也知道宦官之祸，想诛仇士良、鱼弘志等人，可外朝宰相李训、郑注谋之再密，最后也败了。”
“为什么？因为神策军不在皇帝手中。皇帝坐在宫里，却不能调动守宫的兵。仇士良等宦官一反制，天子反受挟持，宰相死，朝臣死，外朝胆裂。”
“何至如此？天子凡受家奴所制？便是当年在制度上，设了神策中尉之制，如此天子之兵尽为宦官家兵！”
“如此因果，实早就注定。”
“所以治国便是立制，国朝兴衰无不围绕此而动乱。”
王铎说完后，退下了，右相张龟年出列：
“陛下，臣接王相之言，再言举士与地方。”
“只因朝廷有中央与地方，欲定地方，必要举刺史、县令。”
“所以朝廷能否任士于地方，决定朝廷是否能控制地方！”
“唐之官制，前期能兼取门荫、荐举、科举，贵族有其用，寒士亦有上升之路。开元以前，天下州县尚能得人，考课、铨选虽有弊端，但大体还可通行。”
“可到了之后，科举虽盛，地方却渐渐非朝廷所有。”
“朝廷能选京官，未必能选县令；能任刺史，未必能令其安坐州治。”
“藩镇自署僚佐，牙军拥立主帅，地方豪强隐匿户口，寺院庄园不入版籍。”
“官员名义上是朝廷命官，实际上却为藩帅私人，仰牙将和豪族鼻息！”
“河北三镇自不用说，成德、魏博、卢龙，节度使名义上受唐册命，实际上僚佐自署，兵粮自筹，赋税自留，父死子继，牙军拥立。”
“朝廷派刺史过去，若得藩帅同意，便坐几日官；若不得同意，连州城都入不得。”
“但问题不只河北。”
“如淮西吴少诚、吴元济之辈，名义上仍是唐臣，实际割据蔡州。”
“朝廷要讨淮西，需裴度督师，李愬雪夜入蔡州，倾天下之力才拔掉一个毒疮。为什么难？因为蔡州不是一个州城，而是一套地方军政集团。”
“只因失权于地方，所以一切人与制度皆成了空架子。”
“就算有刺史，也不敢查豪强田，县令不敢造真户籍，转运使不敢催藩镇上供，监察御史不敢久留地方。”
“所以臣言，大唐之亡，就亡于王道解纽，失权州县，以至失天下。”
赵怀安暗暗颔首，自己这两个左右二相还是真有顶层思维的。
一个从朝廷制度和人事治理思考，一个从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思考，皆是高瞻远瞩，尤其是治国之根本的大问题。
可以说，一个新王朝，不能在这两个大问题上交出符合现实情况的答案，注定是人亡政灭。
……
这时，户部尚书严珣出列。
他掌户籍钱粮，说起唐亡，自然先说田赋：
“陛下，臣愿言土地、户籍、财政。”
“唐初制度，有一处最值得细看，便是均田、租庸调、府兵三者相连。”
“均田不是单纯分田。它的根本，是让百姓在国家册籍之中有田可耕，有役可征，有税可取。”
“有田，百姓便是编户；有编户，朝廷便能征租庸调；有租庸调，朝廷便有粮绢；有田户，府兵便能自备衣粮器械，应番上、从征战。”
“所以租庸调、均田、府兵不是三件事，而是一件事的三面。”
“人、田、税、兵，本来绑在一起。”
严珣说到这里，声音微冷：
“可它一定会坏。”
“其一，人口会增，田地不会跟着增。开元、天宝承平百年，天下户口极盛，天宝时号称近九百万户、五千余万口。人口既增，旧日可授之田便不足。”
“其二，土地会被权贵、豪强、寺院吸走。宗室、公主、勋臣、外戚要庄园，地方豪强要佃户，寺院要常住田。田一入豪强寺院，未必还在国家税册里。”
“其三，百姓会逃。重税重役之下，百姓不是死守原籍等着官府来取，他们会逃入山泽，投靠豪强，依附寺院，迁到偏僻，做客户、佃户、浮客。”
“如此人与土地分离，府兵制度自然名存实亡。”
他停了停，道：
“而这还没结束。”
“因为国家治理地方，却依旧采用过往版籍！”
“如版籍上某县有户三千，实地查下来，可能不足二千。”
“而少的那些，或投寄亲族，或入豪强庄宅，或流落四方。”
“可朝廷没办法了解这些，依旧按照三千户征税，如此依旧存者负担剧增，于是也只能逃亡避税。”
“这就是户籍崩坏。”
“大唐便是如此。”
“均田坏，则租庸调坏；租庸调坏，则府兵坏；府兵坏，则募兵兴；募兵兴，则军费成无底洞。”
“所以杨炎两税法有功，也有悲。”
“建中元年，两税法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夏税六月前毕，秋税十一月前毕。它不再追问你本籍在哪里，不再只按丁男征调，而是看你如今住在哪里，有多少资产田亩。”
“这是财政之变，也是国家承认旧户籍制度已不可复原。”
“所以臣说，两税法是救急，也是认输。”
“它救了唐廷一时财政，却没能解决土地兼并、藩镇截留、地方加派。”
“朝廷本想把杂税并入两税，可地方军费不足，藩镇用度不足，宫廷赏赐不足，便又生出新名目。”
“百姓交了两税，还要和籴、和买、杂徭、进奉。于是两税法到后来，也被地方用坏了。”
赵怀安插了一句：
“法好而执行坏，最后仍是坏法。”
严珣躬身：
“正是。”
……
三司度支使吴玄章随后出列。
他与严珣同是管钱的人，可严珣偏重户籍田赋，吴玄章偏重国库、专卖、支出。
“臣愿言盐铁、漕运与中央财政。”
“安史以后，唐廷若无刘晏，恐怕撑不过去。”
“刘晏理财，不只是会敛钱。而是懂得盐利，转运，也懂得商人的。”
“盐是百姓日用，国家榷盐，利重而稳定。”
“刘晏使盐法不只靠强征，而是借商人运销，使官府得利，商人也有利可图。又整顿漕运、常平、仓储，使江淮之财可供关中。”
“所以大历以后，盐利一项便可支撑唐廷财政大半。”
“这说明什么？”
“说明唐后期朝廷已不能主要依赖租庸调那套田赋，而必须靠专卖和江淮转运续命。”
吴玄章声音略微加重：
“但这也说明另一个问题。”
“那就是唐朝廷必要仰赖江淮之钱粮与转运，如此天下兴衰皆系江淮矣！”
“江淮有事，则天下有事，而望唐廷诸般大战，无不是围绕与江淮与运河，便可见一斑。”
“这是最可怕的。”
“所以朝廷治理如何都没用，只因腹心早已不在长安也！”
赵怀安明白这话的意思，用他的说法就是，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距离太远了，唐朝廷已经没办法规划太多的远期政策，几乎全被江淮，以及围绕江淮的藩镇给绑架了。
此时董光第出列补充：
“陛下，臣以为吴度支所言一点，臣深有感悟。”
“那就是商贾之心态。”
“商人怕税吗？怕，但不是最怕。”
“他们最怕税无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