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比喻非常让人印象深刻。”
汉尼提把那只一直搁在扶手上把玩的圆珠笔放下，身体微微前倾，蓝绿色的眼睛里闪过一丝不加掩饰的认同，
“老实说，我也一直对左翼那些人泛滥的同情心有点厌烦。你刚才说的那句话：‘在咖啡店里对着《纽约客》的影评专栏发出矫情的叹息’，我可能会在接下来的节目里反复引用。”
他并不是在客套。作为福克斯新闻的黄金档主持人，汉尼提很清楚自己的观众想听什么。
长久以来，日裔美国人都是民主党的铁票仓，那些在好莱坞、在学术界、在媒体圈里替日本洗白历史罪行的声音，也清一色来自左翼阵营。
替日本说话对他没有任何好处，他的观众不在乎日本人在二战中挨了几颗原子弹，他们在乎的是为什么他们的工厂关了门、为什么他们的孩子在大学里被逼着学性别光谱理论、为什么他们的钱被政府拿去补贴那些“从不工作的福利寄生者”。
至于日本人的愤怒？那是左翼需要关心的问题。
“这不是泛滥的同情心。”
任夏摇了摇头，语气平淡但语速比刚才快了几拍，像是在纠正一个让他不太满意的定义，
“这是彻头彻尾的概念诈骗。就和女权、LGBT、极端环保一样——都是左翼为了欺骗美国选民而进行的政治诈骗。他们从来不在乎这些概念本身能不能行得通，他们只在乎这些概念能不能帮他们赢得下一场选举。”
汉尼提的眼睛亮了，他非常喜欢任夏口中政治诈骗这个用来形容左翼的词，他迅速调整了一下坐姿，把身体朝任夏的方向倾得更近了些，语调变得比开场时更低沉也更认真：
“你对左翼的看法，似乎比我的大多数嘉宾都要激进一些。别误会，这不是批评，我很想听听，你为什么会持这种看法？”
任夏干脆打开话匣子。
他来这里之前就清楚，汉尼提的观众不是左翼精英，不是大学里的性别研究教授，不是硅谷那些一边喊着“多样性”一边把工厂迁到海外的科技新贵。
汉尼提的观众是铁锈地带的中产工人、是南方的福音派教徒、是退伍军人和小企业主、是那些在全球化浪潮中被甩出轨道、在文化战争中被贴上“可悲的人”标签的普通美国人。
而这些人正是他想把《张纯如传》和《奥本海默》的票卖给的对象，双方在某些方向上存在很大的合作可能。
“很简单。”
任夏继续说，“因为左翼就是一群彻头彻尾的政治骗子。他们欺骗了美国人，也欺骗了全世界。他们打着自由和人权的旗号，干的全是政治表演的勾当。”
“就拿女权运动来说，就算他们有天搞清楚了‘什么是女性’这个话题，女权运动从根本上就不应该存在。”
“为什么？因为他们所谓‘为女性争取权益’的运动，本质上就是打着为女性好的名义挑拨性别对立，以解放女性的名义把所有女性应承担的责任全部转嫁到男性身上。”
他竖起一根手指，在空中轻轻一划，像是在黑板上写公式。“这种运动本来就不应该存在。如果男性和女性都搞运动，都不想承担责任，家庭谁来维系？社区谁来维系？整个社会谁来维系？”
“LGBT、极端环保、素食主义，这些概念也是一样的套路。它们打着各种光鲜亮丽的口号，干的都是同一件事：转嫁责任，挑动对立。这些概念从根本上就站不住脚，也从来就行不通。”
“左翼的人明明知道这些，但他们完全不管。为了选票，他们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敢做。反正一切后果都由所有的美国人一起承担，他们只需要说话就可以了。”
汉尼提在他说话的过程中没有打断过一次。他一直侧着头，一只手托着下颌线，拇指轻轻在耳垂位置来回摩挲，像是在一边听一边评估面前这些观点中有多少能放进今晚的节目预告片里。
等任夏说完，他才缓缓开口，语调里带着一种猎人确认完猎物方位之后才开始填装弹药的从容：“看起来你对左翼这个概念本身，怀着一种很深的厌恶。”
“是的。”任夏点了点头，毫不犹豫，“我从不遮掩我对某些现象的看法。我认为左翼就是一群小偷，正在从每一个美国家庭之中偷走财富和幸福。”
“小偷？”汉尼提的眉毛猛地挑了起来。“这个比喻很新鲜。偷走财富和幸福，说下去，我想听。”
“很简单。”任夏把麦克风换到另一只手上，
“左翼那些政客，他们用什么来赢得选票？用承诺。承诺免费医疗，承诺免费教育，承诺提高最低工资，承诺给每一个‘被边缘化的群体’提供补贴。”
“这些承诺听起来很美，但谁在买单？中产阶级。谁在被挂在墙上当做反面教材？所有试图拒绝这些承诺的人。”
“工人、小企业主、纳税人。每个月从工资单上被扣掉的税，被拿去做什么了？拿去补贴那些不愿意工作的人，拿去支付那些膨胀到无法控制的公共福利账单，拿去资助那些在校园里教孩子们‘性别是流动的’的教育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