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克·卡尔森走进默多克豪宅的那个夜晚，大洋彼岸的首都正值上午。
朝阳门外大街，李司长办公室。
暖气片发出轻微的咝咝声，窗外灰蒙蒙的冬日天空压得很低，像一块拧干了水的旧棉布。
李司长坐在办公桌后面，任夏坐在他对面的沙发上，手里端着一杯已经有些温吞的茶。
他刚刚结束了一段长达四十多分钟的汇报，把他在美国期间两部电影的推动，对美国舆论场分裂态势的观察和预判，以及与理查德的密谈内容，包括他建议DJT将USAID作为竞选突破口的具体方案，从头到尾说了一遍。
“你就这么有把握DJT会吞下这个诱饵，选择向美国国际开发署下手？”
李司长听完以后深思许久，手指在文件封面上轻轻敲了两下，显然心里有些犹疑。
“七八成把握吧。”
任夏把茶杯搁在茶几上，往沙发靠背上一靠，沉默了几秒，给出自己的判断。
美国国际开发署，即USAID成立于1961年，表面上看是美国对外进行非军事援助的执行机构，但从肯尼迪签署行政令的那个下午起，它就从来不是纯粹为了消除贫困或传播疾病防治药物而存在的。
在经历了近六十年的演变后，它已经变成了美国对外推行意识形态输出和文化霸权最得力的工具。
USAID的大部分资金并不直接流向外国政府，而是通过层层分包，流向美国本土及受援国的各类非政府组织。
这些组织在国际上都鼎鼎大名：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兰德公司，它们像一根根细密的输血管，把美国价值观输送到全球每一个可以被打开的角落。
他们表面赞助的都是妇女权益、环境保护、青年领导力、社区建设这些看起来很纯粹的项目，但深层目标从来不是让那些国家的穷人过得更好，而是绕开主权政府，直接在当地社会内部培育信奉美式价值观的“公民社会”势力。
这些力量在各自国家成熟之后，便成为推动政权更迭和实施颜色革命的现成主力军。
从贝尔格莱德到基辅，从第比利斯到比什凯克，每一个爆发过颜色革命的城市街头，都能在抗议者高举的标语牌后面找到USAID资助的NGO标志。
而在文化和思想领域，USAID更是堪称全球舆论场和意识形态变化的总枢纽，是维持美国全球文化霸权的金牌打手。
这一点，不管左翼还是右翼都心知肚明，因此很少有建制派共和党人愿意公开对这个部门提出批评。
这个工具实在太好用了。
虽然USAID的运作体系已被左翼意识形态深度渗透和控制，但如果右翼入主白宫，他们同样需要通过这个遍布全球的NGO网络来维持美国的文化霸权。
即便DJT已经表现出十足的极右翼成色，也很少有人敢相信他会选择对这个部门下手，因为攻击USAID等于攻击美国自身的文化霸权基础设施。
“七八成把握。”
李司长把这几个字重复了一遍，像是在咀嚼它的分量，依旧有些不敢相信。
“你知道USAID在美国联邦预算中占据多大的盘面吗？它一年的拨款超过五百亿美元，它的NGO网络遍布全球一百多个国家，它从冷战时期一直存活到现在，换了近十任总统，从未动摇。”
“而你现在告诉我，一个还没有拿下党内提名的地产商竞选人，会把它当成头号靶子来打？”
任夏点了点头：
“对，就因为他还只是个竞选人，所以他需要一个能直接唤醒右翼选民底层愤怒的敌人。而USAID碰巧满足了这个角色的所有要求。”
“右翼选民恨了它很多年，建制派不敢碰它，它在联邦预算里吃掉的钱越来越多却从来没有人追问过这些钱到底被用在什么地方。更关键的是，它直接触碰到右翼选民的三个核心痛点：非法移民、财政黑洞和道德腐蚀。”
“如果DJT敢于挑战USAID，那么几乎所有的右翼选民都会对他表示支持。”
“但DJT真有这个胆子吗？”
李司长依旧皱着眉，“他是一个精明的商人，他应该知道USAID背后站着多少利益集团。华尔街、军工复合体、情报系统、好莱坞......这些力量不会坐视他把这个部门拆掉。”
“那是当选之后的事情。”
任夏说，“在当选之前，他只需要一个承诺。而这个承诺，是克鲁兹绝对给不出来的。克鲁兹的极右翼基本盘是福音派，福音派关心的是堕胎、宗教自由和传统价值观。但DJT的基本盘里有一大群被全球化抛弃的蓝领工人。”
“这些人不关心量子力学原理，他们只关心自己在俄亥俄的工厂什么时候能重新开工。在他们的观念里，USAID就是那个把他们的钱偷走、送给外国人、然后让更多外国人来抢他们饭碗的机构。攻击USAID，等于同时点燃铁锈带蓝领、茶党、退伍军人和郊区传统家庭这四股力量。这四股力量加起来，是DJT无法拒绝的。”
李司长沉默了好一会儿，消化着任夏的话，过了足足有半刻钟，他才缓缓开口：“如果DJT真的把USAID作为攻击目标，或者在竞选中对这个部门造成实质性削弱，那对于我们来说，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变量。”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看着楼下车流里偶尔闪过的几辆黑色公务车。
“USAID这么多年来，一直是西方文化霸权的最大金主。国内那些所谓独立学者、地下电影人、公知群体，有多少是直接或间接拿过USAID项目资助的？”
“如果这个金主本身被削弱了，国内很多文化政策，或许可以重新调整一下方向。”
任夏注意到李司长说这句话时，手指无意识地在窗台上轻轻敲了两下。他没有追问，也不需要追问。他很清楚李司长心里正在盘算的事情远比这几句轻飘飘的话更具体也更深远。
那些长期在海外参与各类所谓“独立影展”的地下电影人申请解禁的项目，那些一直靠各种NGO资助维持运转的边缘文化机构，那些在学院里替“作者论”和“伤痕文学”站台、长期排斥主旋律创作的学术权威，所有这些人的境外资金来源，绕不开USAID。
如果这个金库有任何缩紧的动静，从审批流程到项目立项再到对个人的资助额度分配，都会沿着那根被追查资金链的路径反向传导，最后在国内变成一张可以被重新审视的文化权力地图。
在沉默的时候，李司长心中浮现起诸多想法。
贾樟科的那个电影节或许该缓一缓再批复....
一些长期在国外参加影展的所谓地下电影人申请解禁的事情，似乎也可以缓一缓....
任夏没有继续打扰对方的思绪，很快选择了告辞。
他这次在国内待不了几天，马上要去青岛看一下《流浪地球》的拍摄进度，看完之后还要和喇培康聊一下献礼片《建军大业》的筹备工作。
这部电影已经基本内定了毛威宁作为导演，但毛威宁提出了一个条件：任夏和韩三评必须担任这部片子的制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