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次默契的政治背书，标志着英美正式联手对抗苏联。
但在此时的华盛顿，剧本被改写了。
当丘吉尔的演讲稿草案提前送到白宫时，华莱士看到“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到亚得里亚海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这段话时，他感到极度震怒。
“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煽动！”华莱士在椭圆形办公室里对着新任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咆哮，“丘吉尔是在试图把美国拖入大英帝国那破败不堪的地缘政治泥潭！他想用我们的血去维护他那摇摇欲坠的帝国幻想！”
华莱士拒绝了与丘吉尔同行的邀请。
他不仅没有陪同，甚至在丘吉尔演讲的同一天，故意安排了一场关于“国际农业合作前景”的公开论坛，以此来表达他对那种冷战思维的轻蔑和切割。
丘吉尔的富尔顿演说依然发表了。
但因为失去了美国现任总统的背书，这篇演讲在当时的美国国内并没有立刻掀起滔天的巨浪。
它被许多倾向于自由派的报纸批评为“过时的帝国主义者的战争叫嚣”。
华莱士似乎赢了。
他用自己的固执，强行把那个即将滑向冷战深渊的世界，拉回了他所期望的大国合作轨道。
但他不知道，他正在亲手为自己挖掘一座政治坟墓。
这种危险的对苏软弱，开始让华盛顿的深层系统感到前所未有的不安。
首先是五角大楼。
那些刚刚在二战中指挥了千军万马的将军们，看着苏联红军在东欧和北日本断巩固势力，而他们的总统却在谈论理解苏联的安全关切。
将军们的私下聚会里，开始频繁出现天真、危险、甚至绥靖这样的字眼。
接着是情报机构。
中央情报局的雏形正在搭建。
那些每天处理着来自莫斯科的监听报告和东欧前线的谍报的特工们，比任何人都清楚莫斯科到底在干什么。
当他们把那些关于苏联间谍网渗透、关于东欧民主人士被秘密处决的绝密报告放在总统的办公桌上时，他们得到的往往只是华莱士一句“信息有待进一步核实，不要轻易破坏两国信任”的批示。
最后，是国会。
那些敏锐的议员们，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的保守派，都开始嗅到了一种不安的气息。
他们看着报纸上那些关于和平新时代的头条，私下里却在互相传递着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共识。
“我们的总统，在面对共产主义的威胁时，不仅是瞎的，而且还很软弱的。”
一种声音，开始在这些掌握着国家暴力机器和信息中枢的人群中悄然形成。
这是关于国家生死存亡的定性。
在这些人的眼里，亨利·华莱士已经不再是一个仅仅是在政策上犯错的总统。
他本人正在变成美国国家安全最大的风险源。
当一个国家的暴力机关和情报中枢，开始把最高统帅视为安全隐患而非国家主人时。
那意味着，一场由官僚系统发起的柔性政变，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
1946年的一个春夜。
白宫二楼的总统私人书房。
华莱士坐在书桌前，橘黄色的灯光照亮了他那本厚重的日记本。
他在日记里有着详尽的记录习惯，这是他作为科学家的严谨，也是他作为理想主义者的倾诉。
他在纸上写道：
“……今天，我拒绝了军方要求在东地中海增加海军部署的提议，他们总是在制造假想敌。我相信，只要我们向莫斯科展示出足够的诚意，只要我们用农业援助和技术合作去代替军事威慑，莫斯科就会明白，美国是他们重建国家最好的朋友。”
“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旧的帝国主义正在瓦解，一个新的、基于平民福祉和国际合作的世纪正在拉开帷幕。”
“历史会证明，我今天的坚持是对的。”
华莱士写完最后一行字，合上日记本，嘴角露出一丝欣慰的微笑。
他相信自己正在拯救世界。
而在同一时刻，波托马克河对岸。
五角大楼一间没有窗户的地下会议室里。
几位身穿挂满勋章军服的将领，以及两位来自新成立的情报协调局的高级官员，正围坐在一张长桌旁。
桌上只有几份盖着最高机密红戳的文件。
“我们不能再任由他这样天真下去了。”一位三星上将用手指重重地敲击着桌面，“他正在把我们在二战中赢得的战略优势，拱手让给俄国人。”
“国会山那边怎么说？”另一位官员问道。
“几个关键委员会的主席已经达成了默契。”
“那么……”上将看着在场的每一个人，眼神中闪过一丝决绝，“是时候启动那个被推迟了的内部隔离程序了。我们要确保，所有关于苏联真实动向的核心情报和军备研发的实质控制权……”
“不再经过椭圆形办公室。”
在这座城市的两个角落里。
一份日记记录着对和平与理性的无限憧憬。
而另一份备忘录，则写下了对这份憧憬最冷酷的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