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悦在门口听了一阵，没有进屋，转身回了自己的房间，在灯下整理那些视频资料和笔记，把每个人提到的细节一一标注在对应的训练计划旁边。她把那张印有测试赛成绩的纸折好，放进了文件夹的侧袋里。
这不是一份顶尖的成绩单，但她知道，这些孩子需要的不只是一次胜利，而是一次能够看清自己与这个世界差距的机会。差距在哪里、有多深、需要多久才能填平，这些问题的轮廓已经在比赛的过程中渐渐清晰起来，不需要她再多说一个字。
在那场比赛之后的回程车上，陈嘉豪一直在反复翻看他的成绩单，目光在起跑反应时间和六十米分段数据之间来回游移。
李慧敏靠着窗户，没有睡着，也没有说话，只是看着车窗外不断后退的棕榈树，在脑海中重复着助跑时的步频和角度。
他们到美国之前，对这里的训练水平和比赛节奏都只有模糊的想象，但那场比赛把那段模糊的距离变成了具体的数字、具体的影像，也变成了他们接下来可以攀爬的台阶。
苏悦坐在前排，没有回头看他们，只是让那些数字和影像在他们自己的意识里沉淀下来，然后慢慢转化成下一步的着力点。
《烽火女儿》的热度还在持续发酵，票房突破了五百万香江币。娄小娥坐在办公室里，看着助理送来的最新报表，茶水间的饮水机在走廊尽头发出轻微的嗡鸣声。她放下那张纸，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水已经凉透了。
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她很清楚——娄氏影业从一家寂寂无名的小公司，一跃成了香江电影圈里绕不开的名字。那些以前对她爱答不理的发行商，现在主动打电话来问下一部戏的档期；那些曾经婉拒过合作的导演，托人递来了剧本；就连邵氏和国泰的人，也开始旁敲侧击地问她下一步的打算。
吉永小百合仍然没有接那些铺天盖地的采访邀约。她拒绝了《明报》的专访，也婉拒了《电影双周刊》的封面拍摄，只答应了娄小娥安排的一场内部小型交流会，在娄氏影业的会议室里，面对公司核心团队和几位长期合作的编剧导演，谈了谈角色塑造时的感受。
她坐在靠窗的位置，穿着素色外套，说话时语速不快，偶尔会在说完一句话后停顿几秒。有人问她拍摄期间最难的一场戏是哪场，她想了想，说是那段在风雪中独自前行的镜头，不是因为表演的难度，而是因为那是她第一次一个人在镜头里走完一整段路，不需要对手戏，也不需要台词，只需要让自己的背影撑住整场戏的重量。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笑，也没有刻意显得认真，只是平静地陈述了一件她反复确认过的事实。
《烽火女儿》的成功，自然也引起了湾湾和东南亚市场的注意。湾湾的片商主动联系了娄氏影业，询问是否能在湾北上映。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几家发行公司也发来了询价函。
娄小娥让王主任把这些合作意向按区域分门别类整理，暂缓签署，优先等电影在香江本土的放映周期结束后再决定下一步的扩展方案。
与此同时，日本那边也持续不断的有消息传了过来。有一个消息特别引起了注意，它不是通过官方渠道，而是通过一个在东京做独立制片的老朋友，辗转带了一句话过来：“小百合的旧公司想请她回去拍一部合拍片，中日双方联合出资，导演可以让她自己选。”
娄小娥没有替她回应，把那条消息原样转述给了吉永小百合。吉永小百合坐在济仁堂的候诊区，把这句话听完后没有立刻回答，沉默着注视了窗外那棵树枝被风压低又弹回的动作，目光随着那片叶子的轨迹来回了两轮，然后才说：“让他们把剧本寄过来看看。”
娄小娥停顿了一下，语气如常：“好。”
但这件事情背后，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
真正注意到《烽火女儿》这部戏的，不只是日本的制片人和发行商，还有那个已经很久没有再出现在段成良视野里的人——陈文华。
他在名古屋的别墅里，通过一部旧电视机收看了NHK的一档文化节目，专门介绍亚洲电影新动向，节目用了几分钟介绍了吉永小百合在香江的发展，提到了她正在与段成良和娄氏影业合作。陈文华靠在沙发上，把电视音量调高了两格，听完了那段报道，又调低了音量，在逐渐暗下来的光线里坐了一会儿。
第二天，他拨通了一个号码，没有寒暄，直接说：“帮我查一下，段成良最近在做什么。不只查他本人，也查他在香江那边的动向，包括他名下的资产和他在日本、欧洲留下的路线。”电话那头的声音带着迟疑，像是在确认自己有没有听错。
陈文华没有重复，说了一句“尽快”，然后挂断了电话。一周后，他收到了几份零散的情报。情报显示段成良在欧洲的行程记录存在多处时间线上的断裂，而那段断裂期恰好与最近欧陆藏品连环失窃案密集发生的时间段高度重合。陈文华没有把这些信息告诉任何人，他只是把它们看完了，然后把纸页收进抽屉里。
在湾北，周明德也收到了类似的消息。他的信息来源比陈文华更广一些，从欧洲黑市和日本倒卖渠道回来的碎片信息拼凑在一起，最终都指向同一个方向。
那些在欧陆丢失的文物，没有流入任何已知的收藏网络，没有出现在任何拍卖行或地下市场的目录上。
它们像被一双看不见的手直接取走了，从展览和记录中消失得干干净净。周明德坐在办公室里，关掉了桌上的台灯，在黑暗中坐了很久，觉得那些碎片信息加起来已经足够构成一个模糊的轮廓，虽然还不能确认，但也不能轻易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