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点吃惊，以前也没少和领导谈话，印象中，领导一般会打打官腔，很少有人会站在运动员的立场，设身处地为我们着想。这是第一次有领导这么跟我谈话，也是第一次有人开诚布公地告诉我，打球是可以为“自己打”的。她说：“如果你要回来，我可以给你机会。”
现在想起来，当年孙主任看似目的性不是很强的谈话，却把我和网球一度中断的联系重新建立起来，而且更加坚定了我前进的方向。
孙主任的话虽然对我有所触动，但还是没有完全动摇我上大学深造的决心。我有些犹豫，并没有立刻做出回应，还是回到学校继续学习。这次见面像是一段小插曲，慢慢地被淡忘了。但我们队里的老队友登门的次数更加频繁了，以前一个星期去两次，之后变成一个星期去三次，到后来就天天都去。
队友说：“我们真的需要你。”
从我这边，觉得自己的生活被影响了。本来很安逸悠闲的生活，突然一帮人每天围着你不停游说。
但另一方面，我也感觉到了新领导的诚意。我是个心直口快的急性子女生，很容易被人打动。别人欺负我，我不会忍着，但人家帮助我，我也会记着。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我从小打网球，进队以后基本都是湖北省培养的，就算为了回报这个恩情吧，我决定再帮湖北队打一次全运会。
在这期间，我也有过种种顾虑，反复掂量了好几个月----复出对我是一件大事。退役的时候，我在全国排名第一，再出去打，打得好没关系，一旦打得不好，别人会怎么评论我？
而且，我不想中断自己的学业，我也不想混张文凭了事，如果回去打球，我的学业怎么办？
左思右想，主意难定。我去找姜山商量，他说：“我不会去阻止你或者怎么样，你自己要想好，不管什么样的决定我都支持你。”
我跟我妈说：“妈，你说我回去打球怎么样？”
我妈吓了一跳：“啊？真的假的，别开玩笑了。”因为妈妈知道当时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退役的。为了治疗我的内分泌失调，妈妈到处找中医给我看病，最后我喝了快两年的中药，才把身体调理过来。
我说：“真的。”
妈妈沉默了一下，说：“那我什么都不要求你，要累了呢就再回来。”
孙主任是2003年找我谈的话，我是2004年1月份回到省队的。因为4月份要参加比赛，过完年后，我就归队进行训练。
对我来说，选择退役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因为要离开我熟悉的圈子，离开我倾注了太多感情的网球，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复出是一个更加艰难的决定，因为我要面临未知的未来和走回头路的双重压力。
在复出这条路上，孙主任发挥的作用很关键。我觉得她的谈话很贴心。可能因为她是新来的领导，和我素未谋面，也没有任何的恩怨情仇。也可能是因为她是运动员出身，而且是最优秀的运动员，所以她比较了解运动员是什么样的想法。她给我留下的感觉是一个敢想敢干、不太在意别人怎么说的人，她真心实意地想要为网球做点事情。
我在心里一直偷偷地感激她，但每次遇见她，都不好意思把这份感激说出口。我和她的交流机会也不多，在国家队时如果出了什么事情，我是不能直接向她汇报的。包括现在我“单飞”了，一有什么事，也都是先与国家队领队联系，领队再跟她汇报，否则就变成了越级汇报，说起来影响挺不好的。
我归队以后，就很少有机会和孙主任面对面交流了。最多是这两年回北京去中心办事时看她在不在，在的话就打招呼，问问她近况如何。孙主任知道我膝盖不好，她的膝盖也不好，就会问一些关于膝盖的问题。后来在武汉的时候，我们还聊过一次，谈了谈我的想法。我在法网领奖回来后，中央电视台办了一个庆功宴“李娜之夜”，孙主任去了，但也没有细聊，因为其间不断有媒体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