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让我多少有些寒心。在我牛脾气发作，再次出国时，并没有人硬生生拦住我，可能也是没人敢承担这个责任。出国治疗是我自己做的选择。万一德国那边的手术失败，或是康复出了问题，他们可以推到我头上----“我们建议保守治疗，是李娜自己不愿意接受”。
更可气的是奥运会期间我的成绩还可以，当时开会的人中还有人表态，说是他鼓励李娜做的手术。唉，怎么说呢？要是我成绩不好，您肯定也会说是“李娜一意孤行，做的手术”吧？
给我做手术的德国大夫叫艾瑞克伦贝克（erickrembeck），他以前曾经担任过慕尼黑1860队的队医、网球戴维斯杯德国队的队医。我们的外籍教练托马斯向我推荐了他。艾瑞克又给我介绍了一位优秀的体能教练----哈纳斯韦伯（johanneswieber），他们两位都是我的老熟人了，2007年我肋骨受伤时，曾来慕尼黑做过两个星期左右的训练，在那时我们已经认识了他们。这两人都曾经是运动员，艾瑞克年轻时跑过马拉松，而哈纳斯则是手球运动员。手球在咱们中国不太有名，在德国据说可是仅次于足球的第二大运动。
我对哈纳斯印象很深刻，他当时只有39岁，是个典型的德国男人----高大挺拔，声音洪亮，气宇轩昂，浑身上下都透出日耳曼式的气派。
2008年这次慕尼黑之行是我印象中最为艰苦和寂寞的日子。
手术全程只有姜山陪着我，从安排住院，到康复、训练，都是我们两个人一起挺过来的。
我住的那家医院环境很好，简洁美观，不像医院，倒像一家疗养院。医生和护士对病人的态度很和蔼。手术前护士过来问我：“准备好了吗？我们做手术。”我说好了。她说：“那我们走吧。”就推着我的床向手术室走，一边走一边和我聊天。
我记得手术室是透明的玻璃房间，采光很好，手术台旁边放着一排银光闪闪的针、剪刀之类的器械，看起来非常干净，我的心情渐渐放松下来。护士帮我盖好毯子，这时大夫也过来了，他戴着白帽子，穿着白大褂，眉目清朗，看起来也很是慈祥。这位大夫以前对中国人有点成见，但在我们交往的过程中，他说，我改变了一些他对中国人的印象。
他曾经告诉我，我和他的女儿差不多大。事实上，他和我讲话的方式也很像一个爸爸和女儿讲话的方式。手术开始的时候，大夫过来告诉我：“现在我们给你打麻药，再过一会儿你就会睡着了。”
我点点头，这边的医生真好玩，每做一件事会先解释给你听。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做手术，非常好奇，打完麻药以后还老想撑开眼睛看看他们在忙活什么。医生拍拍我的脸，问我：“紧张吗？”
我小声说：“不紧张。”
话刚说完，就觉得眼皮发沉，很快就睡着了。
手术大概做了一个多小时，等我醒来时，已经是中午了。护士在我睡着的时候把我送回了病房。我看到自己的腿高高地跷在床头，有根管子从腿上伸出来，另一端接着一个用来排淤血的袋子。我腿上没有打石膏，只裹了一层弹力绷带。手术前打的麻药还没完全失效，我躺在那儿，头还有点晕。
第一次做手术，我多少有点害怕，好在从医生到护士都对我很好。那一整天医生都有手术，但他在下班之前还特意来病房看我，问我感觉如何。
护士会把饭送到我房间里来，我可以自己吃饭。麻药劲儿过后，伤口有点疼，但我觉得还可以忍受。最郁闷的是当天晚上去厕所的时候，刚一起来就觉得头晕，身上还插着根导淤血的管子，碍手碍脚的，去趟厕所特别费劲。好容易才从洗手间走回来，感觉像是虚脱了似的，浑身冒冷汗。
第三天，医生过来教我怎么用拐杖走路。就在这一天，医生要把插在我腿上的管子拔出来。他事先警告过我会有点疼，但真下手拔的时候，我还是瞬间疼出了一身冷汗----那种感觉就像生生从你身体里抽出一根骨头似的。拔完管子，我足足休息两个多小时，才慢慢缓过来。
做完手术后，我不太敢弯腿，稍微弯一点点也提心吊胆。拔管子的时候拆掉了弹力绷带，伤口就用白色的布贴着，用冰袋镇着消炎。我做的是微创手术，后来也没留下什么疤痕。
我在医院待了5天就出院了，出院时还拄着拐杖。因为长久没训练，肌肉萎缩得很厉害，住院期间医生每天都会帮我做两次按摩，他按摩手法纯熟，根本不会弄疼我。
出院后的第一天，我开始跟着体能教练哈纳斯做康复训练，腿暂时不能动，就只练上肢。做完手术一星期，回医院拆线，拆线后又拄了十天拐杖，医生才准我自己走。
刚把拐杖扔掉的时候，我还是不敢在右腿上施力，每次试着把重心挪到右腿上时，都会立刻感到不舒服。哈纳斯给我排的训练时间表很满，每天上午下午的课都排得满满的。我像个小跛子一样，每天跛着去训练场2，再跛着回来。
自己的腿到底能恢复成什么样？我心里也没底，这件事就像巨石一样，沉重地压在我心上。
哈纳斯根据我的身体状况给我制订了整套的康复计划，我们就对着镜子做康复训练。刚开始训练时，我就发现自己的双腿极度不协调。哈纳斯给我安排的训练计划，我左腿可以很轻松地做完，右腿却根本没法做到。这种时候我心里特别难受----在做手术前右边原本比左边要强壮的，可做完手术后右边要比左边差很多。
在训练中，哈纳斯不时要求我“蹲低点”，“再低点”，可是我的右半边身子无论如何都低不下去，感觉上，那好像不是我的腿，而是另外一个什么人的。你拼了命地想把这个计划做好，可它的状况又不允许你去努力。那种感觉真令人绝望。我心里特别着急，很想做好，但右腿一用力就痛…………而这时距离8月8日奥运会开幕只有四个月的时间了！
我几乎听得到表盘上秒针咔嗒咔嗒走过的声音。哈纳斯跟我说没关系，相信你自己。还给我做了很多计划，包括后来去打温网。但我在内心深处一直有点怀疑，真的能康复吗？我还能打球吗？那段时间，我经常陷入一种极度恐慌、绝望和焦虑的状态。看着别人都在打比赛，但自己连拍子都不能拿。我常会跟姜山发脾气：“为什么别人都挺好，我却每年都在受伤，就不能将一整年的比赛完完整整打下来？我这么辛苦地练习有什么用？还不是打不了球！”
姜山并没有跟我一般见识，他在照顾我之余也在积极与哈纳斯和医生探讨我的病情。待在德国有一点好，医生和哈纳斯可以随时联系我。比如我今天腿有点不舒服，马上跟医生联系，医生会说出是什么问题和毛病，接着马上给哈纳斯打电话说什么计划可以做，什么计划不可以做，这对康复很重要。
在那时，我根本不知道会有今天的成绩，腿不能动，我就像掉进了万丈深渊一样，只觉得前面黑压压一片，一个跛脚的退役网球运动员能做什么呢？做手术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再好的医生也有百分之几的失误率，我这条路真的选对了吗？还是该像别人建议的那样选择保守治疗，然后听天由命呢？这是我人生路上第一次豪赌，我忐忑不安地等着结果。
万幸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腿渐渐呈现出好起来的趋势，哈纳斯给我定的指标我也慢慢能完成了。由于我在德国的签证只有三个月，6月30日前我必须离开德国。我对自己不是很有把握，觉得还没有恢复到百分之百的健康状态，但医生说，可以去打球了，让我相信自己，打打试试看。
于是，我参加了2008年的温网，甚至还赢了首轮的对手。尽管第二场我就输给了一个很年轻的姑娘，但这珍贵的胜利却是“竞技状态正在回升”的铁证。我兴奋得几乎要哭出来了。输完球后，我和姜山就收拾行装，高高兴兴地回国备战奥运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