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月奥运会过后，中国网协宣布我、郑洁、彭帅、晏紫四位球员可以选择单飞。
这个消息是我期盼已久的，“改制”在中国网球运动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举措。我不知道孙主任用什么方法说服体育总局让网球可以改革，我们可以单飞。一听到这个消息，我简直欣喜若狂，立刻就去签协议了。这份协议规定，从2009年开始，运动员个人可以享有如下政策：教练自主、奖金自主、参赛自主，收入归运动员及其团队所有，须将商业开发收益的8%和比赛奖金的12%上缴国家。协议还规定，当运动员自身的参赛、训练计划和奥运会、联合会杯等比赛发生冲突时，需要服从网协安排，并且肩负为所属省区市参加全运会等比赛的责任。
对这些条款，我全盘接受。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训练和生活，将我们真正送上了职业化的舞台。说得夸张一点，这就是中国网球史上的“包产到户”。此前，我们一直是吃“大锅饭”，大锅饭可以引导新人成长，可以保证年轻人得到更多的锻炼机会，但是要帮助那些比较成熟的队员进入到更高级别的领域，“大锅饭”的体制就显得有点有心无力了。这种情况下，灵活的商业机制就显出了优越性，“国营”体制做不到或者不屑去做的事情，“私营”模式可以很好地解决。
我特别感谢孙晋芳主任，我知道她一定为此做了很大的努力，才让网球中心底下的女子网球队有这么大的突破性举措。
当时刚提出改革方案时，体育总局方面的阻力很大。孙晋芳主任解释说，网球是一个很特殊的项目。总局方面的回应是：哪儿特殊？如果是个人项目的话，乒乓球、羽毛球都是个人项目。
其实，运动本身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网球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一个已经高度职业化的全球主流项目，是小球中的大球，所以就有了改革的可能性。
当时我们国家网球队的成绩也不像现在这么好，大家众口一词地表示：改革是错误的。如果不是孙主任力排众议坚持体制改革的话，我们这一茬运动员可能最终也就和前辈一样悄无声息地沉寂了。
直到2011年拿到法网冠军后，这个一直存在争议的“改革”才得到更多的支持。
我一直都希望能通过单飞的形式得到更专业的训练。早在2004年我复出的时候就有过这个想法。刚复出的时候成绩很好，国家队想要我2005年归队，但当时我还在华中科技大学念书，就向队里提出可不可以自己做，不进国家队，因为这样我还可以继续上学读书。当时我说的“自己做”，其实也只是把编制留在湖北省队，并不等同于后来的“单飞”，只是不想去国家队那么麻烦。这个要求没有得到批准，鉴于当时国家的体制，留在哪里不是个人可以轻易说了算的，最后我还是进入了国家队。
说实话，我的性格太直了，一些场面上的事情，我不会做，也不善于做，因此显得不合群，也让领导很难受，所以在国家队，我不算是很受喜欢的运动员，至少自我感觉是这样的。他们可能会想，羊群里怎么忽然就跑出一只骆驼来了？当然不会有人公开这么说，但那种微妙的距离感无处不在，没有赛事的时候，我基本没什么存在感，人家看我的眼神像是在看一扇玻璃门，穿过我的身体直达远方。当某项重大赛事到来之时，我忽然又炙手可热了。大家排着队亲切关怀，这给我关怀的啊…………躲没地方躲，藏没地方藏的----躲球场打球都不行，人家照样能找到你。
这种事次数多了，自己慢慢会领悟。时间长了，我也习惯了，也麻木了。
但长期这么相处下去，其实挺没意思的，我也难受，领导也难受。
还是单飞吧，单飞就是双赢，大家都痛快。
其实我跟国家队的关系也不算紧张，我们并没有多大的矛盾，某种层次上，我们其实还是共同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但是有些事情有些时候没有得到及时的沟通，以讹传讹，已经离最初的原意有一些偏差了。等到队里的指示再一层一层反馈回来，最后到我这儿，也偏离了本意变得面目全非。有时实在匪夷所思，我只好去当面申诉，弄得队里也很吃惊：我听说的怎么不是这样呢？
姜山告诉我，有些气要受，有些事得忍。
可是有些事我忍不了，你让我吃苦可以，受累可以，但是不能哄我、骗我。如果哄我、骗我，我索性就把一些确定不了真假的消息直接屏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