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6月13日，黎元洪乘坐火车悄然出京，这和一年前入京的盛况相比，又是换了人间。从去年入京到这次出京，正好一年零二天。
在逼走黎元洪后，辞职的王怀庆那些人立刻复职，罢工的警察也随即上岗，公民团也一眨眼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当这些人兴高采烈地来到总统府接收的时候，却发现总统的印信不见了，于是立刻打电话给直隶省长王承斌，要他在天津扣留黎元洪专车，索回印信。
有意思的是，黎元洪早就料到这些人会用这招，他在离京之前便把主要的五颗印信交给了如夫人黎本危，而黎本危此时已经躲进了东交民巷的法国医院。所以，当王承斌和天津警察厅厅长杨以德带领卫队在杨村车站截住黎元洪的时候，并没有找到总统印信。
王承斌开始还煞有介事的问：“大总统此次出京，是公事还是私事？”
黎元洪答道：“我在北京无法执行职务，所以要移到天津来办公。”
王承斌便问：“既到天津办公，那总统印信何在？”
黎元洪怒道：“你是什么人？敢向总统索印？”
王承斌冷笑道：“我劝大总统还是把印信交出来的罢，免得伤了和气。”
黎元洪起身骂道：“我便不交，你能奈我何？”
王承斌哼了一声，向杨以德努努嘴，杨以德便会意的一招手，随即拥进几十个丘八老爷，一个个拿着短枪，雄赳赳、气昂昂往周围一站，黎元洪和随从顿时大惊失色，以为这帮人要动粗。
王承斌见黎元洪还不交印，便上前一步逼问道：“总统还是赶紧把印交出来，我没有闲工夫跟你扯谈！”黎元洪的随从见势不妙，慌忙说：“王省长别动怒，印在总统府，不曾带来。”王承斌厉声道：“北京已经来了电话，总统府只有十颗不相干的印信，另外五颗呢？在哪里？”
见黎元洪还不吭声，王承斌便命人将火车头摘除，另调来一个营的兵力将火车团团围住，不准进也不准出，直到黎元洪交印为止。
僵持了一个多小时后，黎元洪明白要是不交印的话休想离开这里，只得写下纸条让人送到如夫人黎本危那里，让她把五颗印信交出。王承斌说：“这一来一往岂不麻烦，还是请大总统亲自打个电话吧！”
无奈之下，黎元洪只能在王承斌等人的监视下去车站电话室给如夫人打电话，让她把印信交给参议院议长王家襄。光交印还不行，王承斌在曹锟、吴佩孚的授意下，又拟了一份电报让黎元洪签字，大概意思是“宣告自动辞职，由国务院摄行总统职权”云云。这一来一往，黎元洪最终捱到凌晨两点多才回到天津私宅。
在后来曹锟紧锣密鼓的进行贿选之时，黎元洪还想做最后一次抗争。当时张作霖、段祺瑞、卢永祥、孙中山号召反直的议员南下到上海召开特别国会，以破坏曹锟的贿选。当时卢永祥也发出电报，邀请黎元洪到上海重组政府。
但黎元洪到上海后，他发现“反直联盟”虽然欢迎他的到来，但并没有人希望他组建政府，就连卢永祥的那封电报，原来也是安福系政客捏造的。黎元洪这才明白，这次又陷入了一个陷阱当中，这些人只不过是借他的名气来以壮声势罢了。
在曹锟贿选成功后，黎元洪也就对复任总统彻底死心，他随后便以“养病”的名义离开上海，东渡日本。半年后，黎元洪回到天津寓所，从此不再过问政治。
从辛亥首义到落寞天津，黎元洪终于走完了他十余年的政治历程，也见证了民国初年政坛的风风雨雨，其间的酸甜苦辣、光荣与屈辱，早已化为往日尘烟。白头黎翁在，闲话说民初，1928年6月3日，黎元洪病逝于天津寓所内，享年65岁。在开祭之日，黎元洪的死对头段祺瑞也亲自前往吊唁，对着遗像“三鞠躬毕，渭然而退，似有无限感慨”。
说完黎元洪，再来谈谈曹锟这个人。曹锟，人称曹三爷，他是直隶天津人，其出身比较贫困，家里有五兄弟，老大曹镇，老二是个女儿，老三曹锟，老四曹锐，老五曹彬，老六曹锳，曹锟后来发迹后，四弟曹锐做了直隶省长，六弟曹锳也做了天津镇守使。
曹锟早年读过一点书，长大后不愿做农活，于是便去保定贩布。曹锟的性情爽直，年轻的时候好酒贪杯，喝醉了便席地而卧，街上的顽童趁机把他的钱偷走，他也不当回事，只是一笑了之。别人告诉他是谁谁谁拿了你的钱，他也不去追问，别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喝酒，图一乐耳；别人拿我的钱，也是图一乐耳，何苦再去追拿？”由此，曹锟当时便有了“曹三傻子”的绰号……图一乐耳！
1882年，21岁的曹锟应征入伍，后来被选送到天津武备学堂学习，由此改变了他的命运轨迹。袁世凯小站练兵后，曹锟前去投奔并当上了右翼步队第一营的帮带。由于曹锟的性格宽厚，喜怒不形于色，从来不与人争权夺利，因此在小站时并不算特别出名。直到同他一起练兵的那些同袍基本上都做过镇统制了，曹锟才在1908年混上第三镇的统制。
好在曹锟一向做事沉稳，稳打稳扎，不像某些人冲动冒进（如段祺瑞），反逐渐成了气候。说句实话，曹锟练兵打仗的能力实在乏善可陈，但他也有一项专长，那就是善于发现人才、笼络人才，因而其门下人才济济，吴佩孚便是其中的典型。事实上，曹锟的成就至少有一半是来自吴佩孚，而吴佩孚对曹锟又是忠心耿耿，决无二心，真正做到了“你就是我，我就是你”的地步。
在直皖战争中赶走段祺瑞、直奉战争赶走张作霖之后，曹锟、吴佩孚的直系势力已经成为把持北京政府的唯一军政集团，这时的曹锟可就不仅仅满足于巡阅使的位置，而是要尝尝当总统的滋味了。
黎元洪被逼走后，曹锟便开始了紧锣密鼓的选举工作。当然，具体工作并不需要曹锟出面，主要是由吴景濂等津保派政客在四处活动。这次总统选举的特色是，贿选几乎就是公开的，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议员投曹锟一票，便可得5000元支票，选举成功后兑现。
在金钱的诱惑下，就连一些南下的反直议员也纷纷返回北京，准备领取这5000元去投曹锟的票。在9月10日的预选会上，出席议员高达500余人。但按临时约法的规定，总统选举须四分之三的议员投票，当时支票已经发出去570余张，但还是没有达到法定出席人数。
曹锟为了能在10月10日的国庆日举行总统就职典礼，随后便加大了贿选的力度。为了在10月5日的总统正式选举大会上凑足大选的法定出席议员人数，曹锟还派人成立了“暗察处”，防止议员擅自离京。而反对曹锟贿选的势力也在六国饭店设点，以每人8000元的代价收买不投票的议员，但终因为财力有限，所收买的议员不过40人，其中还有几个是两边拿钱的。
10月5日，总统选举会正式举行，但吴景濂走进会场一看，签到者远未及法定人数，于是他宣布签到人数够了再进行选举，但一直等到中午时分，签到的议员也不过400人。吴景濂这下急了，他在曹锟的同意下临时决定，只要议员出席会议，即使不投曹锟的票，也发给5000元支票。随后，吴景濂调来180辆汽车，派出可靠的议员分别去劝或去拉同乡同党的议员，并规定每人至少要拉一个回来。
于是乎，议员们分头四出，会场外汽车喇叭声滴滴乱响，好一派热闹非凡的景象。由于曹锟不能当选，支票就不能兑现，因而那些财迷心窍的议员们费尽力气的前去拖人，好几个正生着病的议员也被他们拉了来。一直挨到下午1时20分，签到的议员才达到590名，这才摇铃开始投票。下午4时唱票结束后，曹锟以480票当选为民国第六任总统。
曹锟这次贿选总统耗费巨大，除了每张选票5000大洋外，还需要给那些上下奔走的政客们酬劳，另外还有招待费、秘密费，加起来不下千万。这笔钱到底是谁出的，现在也无确切结论，但曹锟自己支付了一部分应属无疑，而其他可能用的是公款，比如直系各省发行的公债、借款等。
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曹锟的贿选在程序上完全合法的而且完全公开的，而且，他又没有采取任何的暴力，即便是有人拿了钱不投票，他也不曾采取手段加以报复，完全是“一个愿买、一个愿卖”的态度。正如曹锟的某部下说的：“花钱买总统当，比拿枪命令选举的人强多了！”
至于那些拿钱投票的议员们，则被人骂为“猪仔议员”，这民国的第一届国会也自然堕落为“猪仔国会”。民国初年的时候，国民都对“议会政治”充满了幻想和无尽的希望，谁曾料到这帮人竟成了今天这副模样？
第一届国会俗称“八百罗汉”，但说实话，这里却没有一个罗汉是民众自己选举出来的。他们这些人，原本是各省的革命党和立宪派，或者是一些社团的领袖，或者一些要人指定的人选，说白了，这些人获得候选资格，并不是选民推举出来的，因此也不需要代表谁。
当然，这些人中间并不缺少才智之士，但民国初年的政治环境，那就是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腐烂的政治酱缸，众多的革命党、立宪派、社团领袖丢弃他们的理想而变成帮闲政客，为了5000大洋而甘做猪仔议员的人，大有人在。宋教仁先生倘若地下有知，看到这些人又会作何感想呢？那些认为宋教仁不死便可以带领中国走向宪政之路的想法，在残酷现实面前实在是荒唐可笑。民国的政坛，可就是一个超级无敌大酱缸啊。
最可恨的是，这些议员们领着丰厚的年薪，每次会议还可以拿到高额出席费补贴，但他们又干了什么呢？开会的时候党同伐异、吵闹不休，大部分事情都是会而不议，议而不决。最可笑的是，在1916年恢复国会后的数月之内，除了议定议员的薪酬一事，其他无一事议成。议员应该参加的会议，经常因为法定人数不足而流产。
《临时约法》中，可有谁来监督议员的规定？
当时的很多议员，个人生活极其糜烂，吃喝嫖赌，抽鸦片，喝花酒，北京的“八大胡同”，便是当年国会议员们最爱光顾的地方。如此议员，焉能成为国民之表率，又岂能为国为民谋福利？
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说过，先进民主国家中的议会制度，都是数百年不断的实践而慢慢地一级一级发展起来的结果，我们来个速成班，搞东施效颦、一步登天，哪有这么容易呢？此乃不是政党政治而是帮会政治，所谓“朋党制”也。
曹锟当选总统后，唯一值得称道的是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正式宪法，这也算是国会议员们近十年才完成的一项重大工作成果。可惜的是，这部宪法虽说是十年磨一剑，但在贿选的恶名下，又有几人知，又起到了什么作用，这都是难以猜想的未知数……在枪杆子说了算的年代，宪法连个球都不顶。
倒是曹锟因此而青史留名，他花了大价钱去当这个贿选总统，想必也是性情中人，大概就是“图一乐耳”。十二年前，袁克文曾经劝父亲袁世凯“莫到琼楼最上层”，但对曹锟来说，民国大总统便是他的最高层，此生有幸到此一游，无怨无悔，夫庸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