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这所得税，商铺为何要比那商户少？这样一来，小商户如何竞争的过大商铺，长此以往，大商铺越来越富，越来越多。可是这商户则是越来越穷，越来越少。商人重利轻义，愈是富足，俞是搜刮民利，长此以往，怕是有大祸端阿！
其四，地方实权看似掌握在官员手中，实其掌握在那些小吏中。毕竟这官只能当上几年，其后或右迁，或平调。但是这小吏确实土生土长，与地方中的大家族沆瀣一气，掌握了实权。他们插手这税负收取，那就是滔天大祸了。”
张准耐心的听文天祥讲完，这时候他们两个已经过了城门检查处，张准一样要掏出证件交给守备队员查看，由于文天祥没有证件，还是张准与他做保，才能入城。听完文天祥所说，张准并没有太在意，文天祥是忠臣，可这忠臣不一定是能臣阿。干实事的官在古代也叫事务官，或浊流官，在中国古代一直就稀罕的玩意，就算有些事务官再有能力，最多也就是在地方上做到知府一流，再往上就要看山头了。再说古代官场这山头，大多是儒家各流派合称的清贵一系，多是翰林，馆阁，殿之士，高级官员都出自于此。可想而知，这些人的实事能力了。
所以文天祥提出的问题，在张准看来非常幼稚，但是他并没有生气。毕竟文天祥所处年代和位置，禁锢了他的视野。张准准备好好的跟他说一说。
“文先生，咱们就说说你提出的这几个问题。张准想问先生，这天下是一人之天下吗？是官员贵胄的天下吗？我想不是，这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
第一，官绅一体纳税那是我华夏社最基本的法律。不说这各级官员，就算是我，也要纳税。我等奉民为官，凭着职位不同，官阶高低获得俸禄，此乃权利。但这些俸禄均为民脂，我等身份为官，可本质也是天下百姓一员，所以这纳税便是义务了。上行下效，官员不尽义务，怎么要求百姓独为。
另外我华夏社各级官员，雇员俸禄最低者，一月俸禄也是半于寻常百姓一家五口一年所需了，要是仍嫌税收过高，此人岂不是贪婪，愚笨之辈，我华夏社要此等人何用。且立下大功者，还可减免税收。
第二，百姓苦，农户最苦。就算不卖粮于市，又如何。国库丰盈虽好，但仍不及百姓富足。且百姓虽愚昧，可这账还是算的过来的。不收税之后，粮食越屯越多，价格越来越低，自然就就卖出了。对于地主，我华夏社的一贯立场就是，希望将他们吸引到工场，商场之上。一个工场，商场所获利益比种粮所获更多，雇佣百姓数目更多。如此，商户富足，百姓有业，华夏社收税，怎能生出祸端。
之于宗族，此乃国家之祸害，民苦之恶源。这些人只知有宗族而不知有国家，只行宗族之律而不行国家之法，我华夏社自起始以来，便在打压宗族，我张准生气还来不及，为何要讨好他们。华夏社官员任命直抵民中，何人敢为乱。
第三，一人智终有限，众人智而无穷。华夏社即将下发《结商社律》，鼓励单人商户，共组商社。一来方便华夏社管理，二来增强抵抗商战的能力，三是人多力量大，可办更多实业，雇佣更多无业百姓。商人自然只求利，但可引导，如将来颁发的《为善律》，只要商人为救灾，扶困做出多少贡献，这税收自然会减少。
第四，先生不知道我华夏社官制，自百姓中直到华夏总社，所有吏员均为华夏社雇员，且每一阶段均会调整岗位乃至任地，杜绝本地为官以及长久一地为官。税收有专务部门来组织，且华夏社各级监督，情报机构众多，多事有人害民，定然无处藏身。”
文天祥听着张准的话，心中松了一口气。即使他对华夏社不肯护佑行朝与赵氏感到不满，可华夏社治内百姓可是无辜的。张准和华夏社已经对这些都做好了准备，他自然也就放心了。
其实张准并没有说完全，特别是防止地方欺上瞒下，要知道全是合成人的探听司已经在张准的安排进入了华夏社乃至蒙元各地，这些合成人将是最忠诚的分身，将地方上的一举一动呈报给张准。一个老农，可能一个车夫，或者一个军人，一个商人，他们都可能是探听司的暗探，没有执法权力的他们，也没能力为乱。
虽然这只是张准一人能用的办法，将来还要从制度上制约。但是一个好的开始，就意味着一半的成功，张准对此有信心。
帝与前宋信国公初识于潜都，谈官害，论吏治，总结税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