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肖維以前是膠片攝影愛好者，他那時還上高中，大部分錢都花在膠卷上。
她十七歲生日那天，他給她照了一張相，那是早就說好的。在前一天晚上，她對著家裏的鏡子無數次地演練自己的表情。她記得很清楚，生日那天出門的前一刻，她把藏藍色的連帽大衣換成了深黑色的厚重羽絨服，那件大衣上的胸口處，有一隻戴帽子的熊，熊很胖。
倒不是因為怕冷，雖然她確實怕冷，她隻是想表現得隨意一點兒。
後來他把洗好的照片送給她。照片上，她的五官團成一團，比身份證的形象還要難看幾分。
他指著照片上的她說，你還挺上相。
那意思很明顯，雖然照片不好看，但還是比你本人好看多了。
她不知道當初自己是什麽表情，應該比照片上還要難看。那種心情她倒是記得的，整個人連同五髒六腑都像浸在沸水裏，從裏到外的發燙，煮她的那鍋水涼了又沸，一次又一次地，那是個冬天。
不過，即使這樣她從來沒懷疑過他的審美。
他拍過許多照片，最著名的應該是關於歐陽的，n大的招生手冊好幾年都為那張照片留了位置。
照片上是黃昏，赤雲丹霞都成了背景，一身素白的歐陽側身回頭，笑了。
後來歐陽作為主持人時常在電視裏露麵，五官精致得無可挑剔，笑容也十分的得體，但太得體了就顯得機械了，遠沒相片上的隨意來得動人。
n大傳說中有許多校花，公認的卻沒幾個。即使是公認的那幾位，鑒於拍攝者的局限性往往也都是階段性的，原來的校花畢業了，後來的學弟學妹們根據粗製濫造畫質模糊的相片便認為原先的校花名不副實，於是一任任校花便被後來者推翻。
唯有歐陽清，盡管畢業多年，校花的名頭卻一直傳了下來，這當然與她常常電視出鏡有關，但路肖維的作用也功不可沒。
鍾汀第一次看見那照片，是丁女士和她稱讚歐陽很美，在知道那是路肖維拍的時候，她仿佛能聽見烙鐵落在她的心上，發出嘶嘶的聲音，歐陽的笑就這樣烙在她的心裏。
後來每當想起那笑，那嘶嘶聲也就隨之來了。
她對著鏡子，努力擠出一個笑容，笑起來不好看不要緊，姿態總比哭要高一點。
她從洗手間出來便看見他在窗前吸煙，陽光透過落地玻璃窗灑進來，他的形象在她心裏複又恢複了剛才的高度。
他回過頭來，衝她笑，“我剛才開玩笑的。”
她本想禮貌性地笑一下，可一想到他的評價，那笑便又縮了回去，隻是低頭說道，“我知道。”
“可你眼睛是紅的。”
“剛才進了個小青蟲，你知道，夏天，總是免不了有這些小東西。”
路肖維父母住在近郊的一棟四合院裏，開車過去要有一個半小時的車程。
路上cd機又在放肖斯塔科維奇的第一大提琴協奏曲。
自路肖維事業上有所成就後，他爸便從市區搬到了郊區，還在西山上承包了幾十畝的果園，過起了鍾教授理想中的田園生活。今年端午的時候，路家還給她家送去了應季的黑白桑葚、紅白櫻桃、荔枝楊梅、桃子李子，別人的櫻桃是按斤，他家櫻桃是論筐裝。鍾家二老吃不了，大都送給親友學生了。
鍾家和路家做過十來年的鄰居。她家搬來的第三年，校產辦發了大產權證和教師個人房產證。不久之後，路家就從原房主手裏以市價買下了這房子。
路家剛搬來的時候，還給她家送來了四樣禮，其中一個就是三白西瓜，鍾汀把西瓜一稱，足足有十九斤。那年的冬天格外的冷，總是下雪，暖氣卻給得很足，外麵千樹萬樹梨花開，鍾汀穿著t恤坐在窗前一邊看雪一邊吃瓜。丁女士去美國訪學，家裏隻剩他倆。那個瓜父女倆整整吃了一個星期，鍾汀不僅吃了瓜瓤，還把瓜皮給涼拌了，最後用剩下的瓜皮給她爸包了一頓雞肉芥菜瓜皮水餃。
鍾教授吃瓜吃得並不開心。他一邊吃瓜，一邊感歎知識分子並未得到應有尊重，他一個教授竟然和一個賣菜的商人做了鄰居。
鍾教授堅信士農工商這一排序，並把士的範圍擅自縮小到了知識分子。
他老人家這一想法並無家族傳承。
鍾汀家裏最稱得上知識分子的便是她爺爺了，可她爺爺一輩子最高興的，其中一件便是知識分子終於劃到了工人階級的隊伍裏。她爺爺小半輩子都想摘掉知識分子的帽子，可即使靈魂深處大鬧革命，無時無刻不做檢討，也沒被火眼金睛的人民放到工人階級的隊伍裏去。怹當年迫不及待摘掉的帽子卻是鍾教授迫不及待戴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