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民国三十年)9月至10月，在抗日战争中，中国第6战区部队围攻湖北省宜昌市日军的进攻战役。
1941年9月下旬，日军向湖南省北部进攻，发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国军队第6战区，奉令围攻宜昌，策应第9战区作战。此时，日军主力集中于湖南省北部，宜昌仅有第13师团据守，第39师团在其周围。中国第6战区决定先攻第39师团，分割日军两师团，然后攻打宜昌。30日，各部开始进攻。至10月2日，攻克宜昌外围日军阵地，缩小包围圈，同时割断了第39师团与第13师团的联系。3日夜，各部完成了对宜昌的包围，随后发起攻击。各部奋力作战，给日军以重大打击。宜昌日军在中国军队四面围攻的态势下，拼死抵抗，后勤人员和轻伤员亦参加战斗。至9日，中国军队仍未能攻入城内。当日，第6战区奉令作攻克宜昌之最后努力，以第9、新编第33、第76师猛攻宜昌，激战至10日黎明，攻克胡家大坡、大娘子冈、慈云寺等据点，并以猛烈炮火轰击城内日军。当日，第9师组织突击队，突入城内。激战中，日军施放毒气，并以飞机轰炸，突击队被迫撤出。11日，中国军队准备再度进攻，天降大雨，部队行动不便，未能实行。此时，日军增援部队已逼近。第6战区遂停止攻势，撤离战场，战斗即告结束。
第六战区奉命后于9月23日确定部署、下达命令。大要是：以江防军（辖第2军、第94军、第8军第5师等7个师）主力攻击宜昌；以第26集团军（辖第32、第75、第39军）向当阳方面攻击，主力置于当阳以西，切断汉（口）宜（昌）公路，阻止日军第39师团向宜昌增援；以第33集团军（辖第59、第77军）向荆门方面攻击，与第26集团军协同，切断汉宜公路；以第20集团军（辖第53、第73、第87军）向白螺矶（岳阳东北）、沙市、江陵方面攻击，切断汉（口）京（山）公路西段，阻止日军向宜昌增援。各部攻击时间限于9月27日、28日开始。
但各部队事先缺乏准备，调整部署行动缓慢，直到9月30日才开始攻击。日军依托既设阵地固守顽抗，各攻击部队多与日军形成对峙，进展不大。至10月3日夜，江防军主力已完成对宜昌的包围。第六战区为迅速攻克宜昌，又令第26集团军第75军的第13师和第20集团军及第73军的第77师加入宜昌方面作战，严令各军各向当面日军奋力突击，攻克既定目标。但这时日军第11军已结束长沙方面的作战，开始向原防返转。
这时在宜昌周围和城内的日军只有第13师团的第56、第58、第104联队，诸队连日来受中国军队猛攻，伤亡颇重；守备荆门、当阳的日军第39师团也遭到中国军队围攻，不能向宜昌增援。至10月9日，宜昌东郊的慈云寺、东山寺各要点均被中国军队攻占，宜昌北面的据点也多处被突破。第13师团一面将伤员和非战斗勤务人员尽行投入作战，一面向武汉第11军告急。10月10日晨，宜昌日军烧毁了军旗和秘密文件，师团长以下军官们准备好了自尽的场地和用具，并写好了绝命书，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但这时日军返转部队为解宜昌之危，紧急车运，其先头已抵荆门附近，第11军决定将早渊支队及第13师团第103旅团在宜昌以东的部队都归第39师团指挥，全力向宜昌突进。
10月10日上午，中国第32军、第2军及第75军第13师等突击部队又攻占宜昌郊区多处据点，并从东面突入宜昌城，与日军展开巷战。日军以飞机20架向中国军队猛烈轰炸，并施放毒气。突击部队伤亡很大，乃撤至城外。午后，第六战区下令调整部署，准备再攻。军事委员会鉴于日军返转部队已接近宜昌，为避免陷于被动，于10月11日晨电令第六战区停止攻击，将部队有计划撤至城外，控制要点，进行休整。第六战区反攻宜昌的作战至此结束。
此次战役是第二次长沙会战的一部分,第二次长沙会战，对日军来说，是“在激烈动荡的国际局势中受到极严格制约的条件下作战的”，〔7〕其参谋本部要求尽早结束作战，以便准备对南方用兵，因而第11军攻占长沙仅2天便迅速返转，退回原防。中国军政当局曾借此宣扬日军是被中国军队击溃、中国又取得了第二次长沙大捷，以此鼓舞士气、民心，维护国际形象。从政治角度看，中国军政当局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上从军事委员会有计划地组织第三、第五、第六、第九战区之间的战略协同和战役协同，特别是指示第六战区发起颇有声势的对宜昌的反攻作战，都属正确的决策，反映出在战争指导上的积极意图。日军也承认中国军队的抗战意志仍旧高昂，对宜昌日军的反攻在规模和斗志上都超出日军的预料。但中国方面在这次会战中的失利和失误也是十分明显的,原因主要如下
1．部署指挥不当而陷于被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