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六三年五月二十四日，星期日，我叔叔里登布洛克教授匆匆忙忙地回到自己的小宅子。他的住宅是在科尼斯街十九号，那是汉堡旧城区里的一条最古老的街道。
女仆玛尔塔刚把饭菜坐在炉子上，以为自己把饭做晚了呢。
“这下可好，叔叔是个急脾气，说饿就饿，饭菜马上就得端上来，否则他会大声嚷嚷的。”我心里在作如是想。
“里登布洛克先生今天回来得这么早呀！”玛尔塔轻轻推开餐厅的门，紧张惶恐地对我说。
“是回来得早了些，玛尔塔。饭未准备好没有关系，现在两点还没到哩。圣米歇尔教堂的钟刚敲了一点半。”我回答她道。
“可教授先生为什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他自己大概会告诉我们原因的。”
“他来了！我得走开了。阿克赛尔先生，请您跟他解释一下吧。”玛尔塔说完便回到厨房里去了。
我留在了餐厅里。可是，教授脾气急躁，而我又优柔寡断，让我如何去叫教授熄熄火呢？于是，我便打算溜回楼上我的小房间里去，可是，大门突然被推了开来；
沉重的脚步声在楼梯上咯噔咯噔地响。屋主人穿过餐厅，径直奔向自己的书房。
在穿过餐厅时，他把自己那圆头手杖扔在了屋角，又把宽边帽子扔到了桌上，并向自己的侄儿大声喊道“阿克赛尔，跟我来！”
我正要跟过去，只听见教授已经不耐烦地又冲我喊了一嗓子“怎么了？你还不过来！”
我赶忙奔进了我的这位令人望而生畏的老师的书房。
里登布洛克其实人并不坏，这一点我心知肚明。但是，说实在的，除非出现什么奇迹，否则他这一辈子都是个可怕的怪人。
他是约翰大学的教授，讲授矿物学。他每次讲课，总会发这么一两次火的。他并不关心自己的学生是否都来上课，是否认真听讲，是否将来会有所成就。说实在的，这些事对他来说，都是细枝末节，小事一桩，他不放在心上。用德国哲学家的话来说，他这是在“主观地”授课，是在为自己讲课，而不是在为他人讲课。他是一个自私的学者，是一个科学的源泉，但想从这科学的源泉汲取水分，那却并非易事。总而言之，他是个悭吝人。
在德国，有这么几位教授同他一个德性。
遗憾的是，我叔叔虽身为教授，但说起话来却并不利索。在熟人之间情况尚好，在公开场合就很不如人意了。对于一位授课者，这可是个致命的弱点。确实，他在学校讲课时，常常会突然卡壳，常常因为某个刁钻古怪、生僻难说的词而打住话头。那个词在抗拒着他，不愿就范，以致教授逼到最后，只好以一句不太科学的粗话说出口来，然后自己便火冒三丈，脾气大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