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为什么，”她说。“当时我不结婚真傻。我本来迟早要给他的。不过当时我想，给他对于他反而不好。”
“原来如此。”
“你爱过人吗？”
“没有，”我说。
我们在一条长凳上坐下，我看看她。
“你的头发长得很美，”我说。
“你喜欢吗？”
“很喜欢。”
“他死后我本想一刀剪掉。”
“那何苦呢。”
“我当时想为他做点什么。你知道，我对于那事情本来无所谓，他要，我都可以给。早知道的话，他要什么我什么都可以给他。这一切道理我现在才明白。但是他当时要去为国作战，而我又不明白这些道理。”
我一句话都没有说。
“当时我什么都不懂。我以为给了他反而会害他。我以为给了他以后他会熬不住，后来他一死，什么都完了。”
“我不知道。”
“唉，完了，”她说。“什么都完了。”
我们望望雷那蒂，他和那护士在谈话。
“她叫什么？”
“弗格逊。海伦·弗格逊。你的朋友是位医生吧？”
“是的。他人很好。”
“那好极了。这么挨近前线，很难找到好人。我们是挨近前线的吧？”
“相当近了。”
“这是一条胡闹的战线，”她说。“但是风景很美。他们不是要发动总攻击吗？”
“是的。”
“那么我们就有事做了。现在没有工作。”
“你当护士好久了吧？”
“从一九一五年年底起。他一参军我就当护士。记得当时有一个傻念头，想象有一天他会到我的医院来。我想象是个刀伤，头上包着绷带。或是肩头中了枪。总是个有趣的场面。”
“这里倒是个有趣的前线，”我说。
“你说得对，”她说。“人家还不晓得法国是什么样子呢。一晓得的话，恐怕仗就打不下去了。他受的不是军刀砍伤。人家把他炸得粉碎。”
我一声也不响。
“照你想，这战争永远打不完吗？”
“不会的。”
“有什么可以叫它停止呢？”
“总有个地方会撑不住的。”
“我们撑不住。我们在法国就撑不住。像索姆这样搞几次，就非垮不可。”
“这里不会垮的。”
“你这样想吗？”
“是的。他们今年夏天打得很不错。”
“他们可能垮的，”她说。“什么人都可能垮的。”
“德国人还不是一样。”
“不，”她说。“我可不这样想。”
我们向雷那蒂和弗格逊小姐那边走去。
“你爱意大利吗？”雷那蒂用英语问弗格逊小姐。
“相当爱。”
“不懂，”雷那蒂摇摇头。
我把“相当爱”译成意大利话。他还是摇头。
“这不行。你爱英格兰吗？”
“不怎么爱。你知道，我是苏格兰人。”
雷那蒂茫然看着我。
“她是苏格兰人，所以她爱苏格兰甚于英格兰，”我用意大利话说。
“但是苏格兰正是英格兰啊。”
我把这句话翻译给弗格逊小姐听。
“还不好算，”弗格逊小姐说。
“真的？”
“从来不是。我们不喜欢英格兰人。”〔4〕
〔4〕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因为受了英格兰人的并吞和压迫，在情感上始终有相当距离。
“不喜欢英格兰人？不喜欢巴克莱小姐？”
“噢，这就不同了。你可别这样咬文嚼字。”
隔了一会儿，我们说了晚安就分手了。在回家途中，雷那蒂说：“巴克莱小姐比较喜欢你，超过了我。这是很清楚的。那位苏格兰小姑娘可也很不错。”
“很不错，”我说。其实连她的人长得怎么样我都没有留心。“你喜欢她吗？”
“不，”雷那蒂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