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无法克服那七十哩的困难，我在一九六八年一月初便辞职，去到位于开花城的印大注册，专心读书。出国前在台北办签证时，遇到我在东海大学外文系教翻译课上的学生郭志超，他正好也要到印大读书，所以知道我先到“树林中的圣玛丽”教书。印大的宿舍是他帮我接洽的，以我学者的身份及年龄，配得一间眷属宿舍。
在那寒冷的一月初搬进去的时候，看到门上钉了一张纸，用中文写着:“齐老师:我们是郭志超的朋友，他今天出城去了，我们上午十一点钟来看你。徐小桦、蔡钟雄留言。”进屋不久，由那扇大窗子看到，外面薄雪覆盖的山坡上，有两个二十多岁的中国男子抬着一个臣大的篮子朝我这面走上来。这两位我终生的小友抬着的篮子里，装着大大小小的锅、碗、杯、盘、水壶、瓶罐，还有一条真正的窗帘一个人基本生活所需全有了。
这间单间的宿舍，有大幅的玻璃窗，窗前芳草铺至山坡之下，总有一种仅小于鸽子的红胸鸟在上面散步，据说是知更鸟，但是我在英国文学中读到的知更鸟是一种颇有灵性的小鸟，也许在美国中西部的谷仓变种，壮硕难飞了。
一九六八年是我今生最劳累也最充实的一年。自从一月八日我坐在那窗口之后，人们从草坡上来总看见我俯首读书或打字，我自己最清楚地知道，每一日都是从妻职母职中偷身得来!在一学期和一暑期班时日中，我不顾性命地修了六门主课:“比较文学和理论”、“西方文学的背景与发展”是必修。“文学和现代哲学”、“十六世纪前的西方文学”、“文学与文化”、“美国文学——爱默森时代”是选修。
“文学与文化”的穆勒教授（prof．mueller）上课有一半时间问why?，催迫听者思考书中深意，譬如由托马斯·曼《魔山》和以歌德《浮士德》主题不同书写所呈现的文化变貌等，这种教法对我后来教书很有影响。“美国文学”由爱默森的“自信”作为连系一切的至高存在，辐射出去，将美国文学提升到更高的精神层次。他讲得翔实生动，我更是有备而来，一点一滴全都了解吸收，那宝贵的求知岁月，只有在战时的乐山有过——而如今我成熟冷静，确切知道所求为何，也努力抓住了每一天。当年印大的文学课即使在美国也是一流的水平，我上这些课凝神静气地倾听，尽量记下笔记，常觉五十分钟的课太短。
“十六世纪前的西方文学”全班二十多人，说五种以上不同母语，在如此压力的“灾难”中互相安慰。有一位真正娴熟法、德、拉丁语的俄国同学，被师生羡称为“怪胎”（monster）的大胡子竟然问那刚从哈佛拿了文学博士的教师groslouis，英国更上的阿尔弗雷德国王（kingalfred）是谁?那简直和问中国人秦始皇是谁一样丢脸，旁边来自各邦国的同学几乎快把他推到椅子下面去了。
这些课最可贵的不仅是上课言谈所得，尚有参考用书书单，少则数页，多者竟达八十页。这些参考书单，是我回台湾后最有益处的指导;尤其“西方文学的背景与发展”一课是全院必修，教授是英文系大牌，一刷白色的胡子，给人很大的安全感。他那满座的演讲课在很大的教室，三个月间为我搭建了一个心智书架，教我把零散放置的知识和思想放在整体发展的脉络上，不再散失，日后读书，寻得来龙去脉，也启发我一生爱好研究史诗和乌托邦文学的路径。先识得源头，再往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