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五经正义》经义庞杂，规模过大。本来朝庭编纂《正义》，是为科举取士制订统一的经解教材和课试标准。因为当时不仅学分南北，更有各姓“师法”、“家法”，各不相同，义理混杂，众说纷纭。前朝隋代首开明经、进士科取才以后，“自正朔不一将三百年，师训纷给无所取正”，因没有标准经义，众博士几乎无法评卷。有鉴于此，唐太宗下令孔颖达主持编纂五经注疏定本。但孔颖达主编的这部《五经正义》虽然基本统一了经义，但是引用太甚，连篇累牍，足有170余卷。若真以此为教科书，不说出版之事成本过高，工程浩大，就说是教学引用，也是难为人。因此朝庭便有意精简篇幅，去芜存精，以利流传。
二是《五经正义》博采众家，广纳诸说，颇有矛盾纰漏之处。初次修书时，乃是在众多地经书章句中，选择一家注释作为标准，然后对经文注文详加疏通阐释。其他编修之人负责具体注疏，凡有矛盾争议之处，再由孔颖达综合诸说定夺，以为终论。如《正义》中《易》采用王弼注，《诗》用毛传郑笺等，其他诸经，也均以前人流传较广地疏义注本为宗，整理成书。虽然此法成书迅速，易于采编，但诸经之间经义也有难免互悖之处。加之成书太快，难免存在疏漏谬误，故需要重新考订。
三是《五经正义》一些词句，因采前朝旧义，有失朝庭体统。如在《尚书“大隋”，实在是有违君臣体统。似此之类，皆因依据旧时疏本，而与修诸儒又失于详查的缘故。这些自然是须得一一删正，以明正朔。
但如此一一论来，重审《正义》一事，委实难以下手。尤其与第一次修书不同，具体摘录工作不是非常多，最主要地是对已经存在的经义进行审订重考。这样一来主要工作，怕都要集中在孔颖达这主编的头上。无怪乎孔颖达觉得精力不足，要召卢鸿进京相辅了。
众人讨论了半天，总是觉得难有着手处。不管是精简、统一以及删正，首要便是主编之人，拿出一个最基本的立论标准来，为众人接受后，才能以此为据，或删或修，不然便无处着手。但前时之所以广采众家，便是因为难以一家之说为贯。此时若要重订，却是要推倒重来一般。那词句间的修订，倒尚在其次。
此时天气渐热，孔颖达这书房不算宽敞，屋内挤着众人本就狭窄，甚是闷热。众人说得热烈，更有几人满头是汗，也未争出个所以然来。
卢鸿因是初次参加会议，虽然孔颖达将他向众人做了介绍，互相之间也都早有闻名，表现很是亲近，但他毕竟是孔颖达的学生身份。何况初来乍到，不便多言，就一直未曾发言。
孔颖达见卢鸿一直站在自己身后，未出声讨论，有心要他参与进来，便说道：“卢鸿，虽然你是我弟子，但日后相辅修书，也免不了多作参与。此事你有何见解，不妨也说来听听。”
众人听了此言，不由一齐将目光投向肃立在孔颖达身后的卢鸿身上。此间众人，虽然多是首次见到卢鸿，不过在座的均是经学大家，对卢鸿在玄坛首倡气学、范阳经辩新解老子等事都知之甚详。更有数人对气学颇为推崇，因此对卢鸿，都不敢以后辈小视于他。见孔颖达要卢鸿发言，均静听卢鸿有何高见。
卢鸿也不做态，面带微笑说：“学生倒是有个提议。”
“哦？”孔颖达说：“有何提议，讲来便是。”
卢鸿说：“学生想这修书也不是一时之事，总要反复讨论，细为推敲才好。看老师这书房甚是狭仄，诸位先生都是闷热难当。此时院内松荫如盖，清风习习，更有石凳生凉，藤萝旁绕。何不移座院中，学生为诸位先生烹茶以奉，平心静气，再论修书之事，或者更有灵机，豁然开朗？”
众人听了卢鸿这提议居然是这般，不由尽皆微笑。唐时官府中，其实不似后世般严肃沉重，同僚间饮茶闲谈也是常有的事。那颜师古先就大笑说：“我们这一群老夫子，还不如一个后生晚辈心态平和了。嗯，如此议论公事，不妨正务，却多份闲情雅致，甚得我心。冲远兄你看如何？”
孔颖达笑着说：“我这学生，不管何事，总是要弄些闲散之趣来。好，便依众议。卢鸿，你便准备茶具，我等只静等品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