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谷雨无论如何，也要抵制，不能让他乱来，基本的组织纪律还是要讲得，现在不同以往了，他已经有资格说不。
既然人事问题定下来，自然就要召开北方中央局全体会议，会议选择通过了北方中央局书记、书记处书记和常委名单。
谷雨担任北方局书记，负责全局工作，并担任四路军总政委，兼任政治部主任；谷雨、张应皋、廖德华、武怀让、梁朴五位同志为书记处书记，书记处负责日常工作，张应皋负责北方局宣传工作，廖德华负责北方局根据地建设，武怀让负责北方局保卫、情报、兵运和地方民兵工作；梁朴同志负责北方局党务和组织工作。
北方局也选举了八位常委，施怪君和余泽鸿两位同志分别负责冀热辽根据地的党务和政府工作；柳明昭和王庸两位同志负责四路军军事工作；王运生同志担任北方局秘书长；马星荣被任命为四路军政治部副主任，负责四路军后勤工作；殷鉴同志负责北方局青年团和新华社的工作；陈宝安同志负责北方局工业工作，并担任北方局工业委员会委员，兼办公室主任。
北方局工业委员会是在这一次北方局会议上成立的，谷雨亲自兼任主任，廖德华、陈宝安、李多才、李润民和李贺五位同志为委员，苏俄过来的专家阿尔希波夫同志为顾问，谷雨这样做，也是为了表示对北方局工业委员会的极端重视。
之所以把陈宝安安排到工业委员会实际负责同志，自然是因为陈宝安这位工运出来的同志，是党内难得对工业有一定了解的人才。
陈宝安十一岁就在香港一家缝纫机修厂当学徒，后来又在一家汽车公司当学徒。
3年期满，公司老板见他精明能干，即送他去广州汽车学校，学修理与驾驶技术，毕业后返回香港汽车公司当修理技工。
后来，到英国人经营的轮船上当侍应生，从此当上了海员，这才一步步走上了革命家的道路，参加过多次工人运动，还领导过广州起义。
在六届四中全会上，陈宝安虽然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但在应不应该召开四中全会的问题上，陈宝安和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有分歧，而在工作实际中对如何开展工人运动等重大问题上，陈宝安又同陈绍宇等人发生矛盾。
陈宝安自觉没办法在上海开展工作，主动提出前往苏俄学习，这也让他躲过了上海中央最混乱的一段时间，这些事情谷雨都亲身经历过，自然心知肚明。
去年，陈绍宇一到苏俄，就开始整陈宝安，要把他打成右派，不过没有成功，陈宝安也知道在苏俄待不住了，听说国际要安排同志前往北方局工作，又一次主动提出回国工作。
陈绍宇本来还想把他发配回上海，但在国际酝酿时，还是把他安排到了北方局，在得到通知后，他特意与陈原道同志仔细聊了一番，又拿着陈原道同志提供的北方特殊论的种种学习资料，一路上都在学习。
来到北方局一开始，他就向谷雨汇报了他对北方特殊论的理解。
谷雨对陈宝安政治上的成熟十分欣赏，这样有丰富革命实践、政治上比较清醒，还有一定工业基础的同志，应该是一个很不错的助手，也许可以试一试工业建设。
当然了，这也只是谷雨的想法，陈宝安到底行不行，谷雨也不清楚，但不管怎么说，都必须要试一试，毕竟这样的同志实在太少了，每一个都弥足珍贵。
既然陈宝安同志被安排到工业口，那么王运生同志自然就是秘书长了，这位同志资历很老，与吴冠生同志一起留学，谷雨也知道他，但到底能力如何，谷雨并不清楚，还是老办法，先做一做秘书长了，看看到底怎么办。
王运生同志个头不高，头颈短，手指肥，鼻梁微歪而曲，皮肤白净，满口贵州官话。
他很爱喝酒，又比较爱说笑话，顽皮，好闹，十分有趣，没过几天，就赢得了大家的好感，很明显是一位情商很高的同志。
这段时间北方局与常凯申的舆论战进行得如火如荼，谷雨让王运生帮忙起草稿件，发现他文章不仅写得很好，文采非常出色，道理也说得很透。
很明显这位同志理论功底相当深厚，实践经验也比较丰富，而且谷雨也发现，王运生同志处理事情比较圆滑，而且他为人也属于谦虚实干的那一种人，把他放在秘书长的位置上，看来还真放对了人。
环太党在热河站住了脚，地盘也越来越大，自然也会有接触不少人士，尤其是这段时间，很多民主人士也跑过来了，劝说这个，劝说那个，搞得谷雨不胜其烦，你们怎么不去劝劝常凯申呀，这不是欺负我好说话吗？
王运生同志的舅舅是一位在贵州很有影响力的教育家，故而谷雨让他和这些人接触，王运生从舅舅及其他贵州政客学会了许多斗争本领，与这些民主人士接触时，该拒绝，果断拒绝；该解释，仔细解释，处理得相当得当。
很快谷雨就发现自己找到了一位能力很强的秘书长，有这样的同志协助工作，他要轻松很多，故而他开始逐渐将更多的工作交给他，书记处开会时，也会经常询问负责会议记录的王运生同志的意见，这事实上也是对他的考验。
事实上，谷雨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他在观察王运生同志的同时，王运生同志也在观察他，王运生同志在苏俄期间，听说过很多谷雨的事情，也知道现在北方局发展得非常好。
这一次他被国际派来加强北方局的工作，事先陈绍宇同志找他谈过话，意思就是北方局工作越来越重要，但北方局因为执行北方特殊论，很多做法与六届四中全会决议精神不尽相同，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存在不少探索的空间。
故而陈绍宇同志希望他这样理论知道丰富的同志，能够正确理解其中的内涵，遇到不了解、不熟悉的东西，要督促北方中央局向国际多请示，多汇报，让国际可以更好的指导北方局的工作。
王运生同志自然很清楚陈绍宇这番嘱咐的意思，而这段时间围绕着他的任职，北方局与国际也有些争议，所以王运生同志到达热河之后，相当小心，在会议上多听少说，他绝不愿意成为谷雨和陈绍宇两人打擂台的牺牲品。
不过和谷雨接触下来，王运生对谷雨的看法要比陈绍宇好一些，谷雨为人确实如同传说的那样，比较宽厚，待人接物也是文质彬彬，不像陈绍宇那么咄咄逼人，动辄整人，第一印象要好很多。
王运生很快就发现，别看谷雨年轻，谷雨在北方局的威望很高，很多同志遇到问题了，往往第一句就是，谷雨同志说过，谷雨同志曾经说过，以此作为证明自己做法的依据。
王运生没办法，不得不想办法收集谷雨的各种讲话稿，还有各种文章，仔细阅读一遍，而这种种资料的收集过程，同样也是一个对谷雨同志在北方工作的认识过程……
就在北方中央局对领导班子有所调整之际，苏区中央局也重新调整了领导班子，不过相比于北方中央局的平和，苏区中央局就显得火爆多了！
秦则民和陶尚行两位同志达到苏区后，即与苏区中央局的同志一起开会，并传达了国际代表的意见，上海的中央局委员与苏区中央局委员合起来开会，选出一位负责人。
此时第四次反围剿正在进行，苏区中央局书记吴冠生同志在前线，并没有出席这一次会议，故而出席会议的同志除了秦则民和陶尚行两位同志以外，还有韩英、李润石、罗培国、顾作霖、邓元钊五位同志。
作为临时中央总负责，毫无疑问，秦则民应该被选举为负责人，李润石同志对这次选举没有异议，但他对于宁都会议不公正的结论十分不满意，进行了申诉，做了一个很长时间的发言，而且他还拿出了论据。
李润石同志这段时间，仔细研究了谷雨同志关于北方特殊论的种种论述，并对很多问题进行了仔细研究，他发现认为谷雨同志关于北方特殊论的多篇文章，和他的思路精髓是一样的。
既然国际认可北方特殊论，也完全应该认可他的那些做法，所以李润石同志认为，过去一段时间，给他戴上的那些帽子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公正的。
还不等李润石同志说完，韩英同志就不耐烦的说道，“李润石同志，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是想反攻倒算吗？”
李润石同志说到一半，被打断，自然很生气，“韩英同志，我是苏区中央局委员，我连讲话的权力都没有了吗？”
罗培国同志不得不打圆场，“老李，你有什么意见，完全可以提，谁也不会拦着你，不让你说话。
老韩，大家都是同志，你这样打断不合适！”
这个小插曲之后，韩英和其他同志都没有再打断，李润石同志把自己的申诉理由说完，秦则民同志这才憋着气说道，“润石同志，谷雨同志提出的北方特殊论，是针对日本侵略下的北方地区，那里现在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
秦则民把北方特殊论立论理由说了一通，事实上否定了李润石同志的论述，李润石自然很不满意，“则民同志，我刚刚说得很清楚，我的很多想法做法和谷雨同志的思想精髓是一致的，这一点并不随主要矛盾的转移而有所变化。
我们这么大一个党，对很多具体的基本处理原则应该保持一致，绝不能北方一个原则，南方一个原则，这样的做法很不合适。
说一句不恰当的比喻，我们和北方局现在的不同就类似于，北方局吃面食，我们吃米饭，但不管哪一种，我们都需要用嘴巴吃饭。
但我们现在的做法却是，北方局用嘴吃饭，我们用眼睛鼻子在吃饭，奇葩的是，这两种做法都被认为是正确的！”
听到这里，秦则民勃然大怒，“李润石同志，你是在质疑国际，质疑中央吗？”
“不，则民同志，我是在党组织的正式会议上提出自己的建议和要求，这是党章赋予我的权力！
作为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候补委员，我有陈述自己意见的权力！”
说到这里，李润石同志站起身，--缓缓地环顾了其他八位同志，然后一字一句的说道，“现在北方中央局有好几位党的中央局委员和常委，我们也可以与北方中央局取得联系，我认为南方苏区的工作，完全可以听取他们的意见，尤其是谷雨同志的意见！”
秦则民同志听完，几乎不加思索的说道，“没有必要，苏区中央局的工作，向国际汇报就可以！
国际也没有指示我们这么做！”
韩英同志选择站在了秦则民同志一边，“则民同志说得对，既然国际没有指示，我们就不能算随便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