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永泰告诉常凯申，环太党、西北军和东北军这三路不同人马能够成为联盟，原因很简单，外有日本人的不断压迫，内有中央政府的不断打压，属于典型的抱团取暖，但三家内部事实上矛盾重重。
要想解决四路军问题，最好的办法是外交，政治，军事，内部分化，四种手段同时用上，绝不能单纯使用军事。
外交上要与苏俄谈判，以建交为由，想法设法促使苏俄同意放弃对四路军的军事支持，最起码，也可以减少一些援助。
同时要继续想法设法和日本人缓和关系，只要日本人不入关，什么问题都可以谈，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要充分利用日本人攻打四路军，而不是中央军上场！
我们只要与日本人搞好了关系，苏俄就要紧张，但也不能让苏俄过于紧张，那样他们会肆无忌惮的支援四路军，反而适得其反。
要想做好这一点，最好的办法就是威胁苏俄，你们要是再扶持四路军，我们就坚决投向日本人，和日本人一起坚决围剿四路军，让日本人可以心无旁骛的在东北增兵……
而在政治上瓦解三家联盟，让四路军四面受敌。
杨永泰认为，三家联盟的中心点在东北军，而东北军的内部问题也最为严重，要想法设法拉拢、分化东北军。
最好的办法是利用张学良对日本人和四路军的恐惧，利用东北军内部的矛盾重重，把东北军调离河北，就算不能全部调出河北，调出一部分也是成功。
张学良还是比较好打交道的，要动之以情，说之以理，不要一味强压，那样反而适得其反，为四路军所乘。
对于西北军，要利用西北军贫穷，急需养兵地盘的特点，暗自把河北地盘许给西北军，促使西北军与东北军内斗。
同时中央要拉拢被四路军赶到河北的晋绥军这帮子丧家之犬，不能让他们被张学良拉拢，平衡西北军，反而要促使晋绥军联合西北军，一起造张学良的反。
对于晋绥军，办法同样也是有的，我们完全可以启用商震，让靠拢中央、在河北很有威望的商震担任河北省主席，这样晋绥军就会靠拢商震，张学良自然也不敢信用他们，同时也可以在未来有效的制约西北军。
一旦东北军离开河北，环太党与东北军、西北军的联盟自然就被打破，到时候软缠硬磨，就可以促使这两路势力封锁河北，限制四路军的发展。
而在军事上则暂时以防守为主，杨永泰认为中央军要堵住娘子关，控制住运城盆地和上党盆地这两个战略要地，一则防范四路军仿唐朝立国，先取河东，再进取长安，夺取关中四川；二则占据上党盆地，保护中原地区不为四路军干扰。
四路军向南，向西发展未果，那么只能向东，只会与盘踞河北的东北军、晋绥军、西北军厮杀，到那个时候，三家联盟自然土崩瓦解，中央军在联合日本人转守为攻，将四路军驱赶到西北，让他们和马家军折腾去，这样不至于成为国家的祸害。
连续在外交、政治和军事提出看法后，杨永泰提出了最后一点，种种迹象表明，北方环太党和南方环太党有很多争论，双方多有内斗，这一点从众多的环太党叛徒的口供中就看得出来。
这样一来，中央政府就存在分化的可能，相比于南方环太党油盐不进，对士绅残酷无比，肆意虐杀；北方环太党虽然杀人也狠，但他们还算有些节制，并没有在热河土改，而且他们似乎更在意抗日，既然如此，我们可以用抗日为名，与北方环太党停战谈判。
对于南方环太党，杨永泰认为国民政府的四次围剿虽然都失败了，但也严重打击了限制了南方苏区的发展，其人力、物力都已经消耗殆尽。
故而我们应该再接再厉，继续坚决剿灭，绝不能顾此失彼，而要坚定一个目标，先南后北，在北方停战的同时，集中全力，先消灭南方环太党。
一来可以分化南北环太党，同时也可以首先解决南方环太党这股心腹之患，只有这股卧榻之侧的匪徒消灭了，中央才可以转头向北，解决北方环太党问题。
听到这里，常凯申微微皱眉，“南北环太党主张不同，行事风格也多有差异，我也有此感，按理说，环太党组织严密，不应该有此事呀！”
“委座，倒也不奇怪，北方环太党连续大胜，实力大涨，其北方局书记谷雨，虽然手段了得，但党内却屈居人下，恐怕也有些不甘心呀！”
听到这里，常凯申眼睛一亮，“若能促使环太党分裂，那倒是一件幸事！”
杨永泰先是握了握拳，然后又松开手，“如此一松一紧，一打一和，环太党必生内乱！”
“不错，不错！”
见常凯申心情很好，杨永泰紧接着献出了第二条毒计，对于如何消灭南方环太党，杨永泰认为要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他提出强化保甲制度，严格实行连坐制，对苏区民众实行软化、分化和感化政策。
更狠辣的是，他建议常凯申对苏区实行严格的经济封锁，国民党可以利用军队、行政官员、各省党部乃至基层党部、各地乡绅等，组成严密的网络系统，对南方红军打一场政治战、经济战和立体战……
常凯申一边听，一边频频点头，而站在一旁系领袖陈立夫虽然不动声色，但心中一阵阵震撼，要是让这个人在常先生身边待久了，哪里还有他们的立身之地！
不过目前国民政府内忧外患，大敌当前，常先生又对他异常信任，几乎是言听计从，也只能暂且容忍一二……
常凯申听从了杨永泰的建议，心情大好，对未来的发展也就有了明确的判断。
也就在常凯申调整政策之际，江西红军召开了一次庆功大会。
隆重庆祝红一方面军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第四次大围剿，并歼敌三个师，尤其是消灭了国民党中央嫡系的11师；同时也隆重庆祝北方抗日联军第四路军在山西的伟大胜利，山西省会太原已经被解放，中国革命已经实现了在一省或者几省范围内的完全胜利，离全面胜利已经不远了！
连续两个重大胜利，整个根据地上下都喜气洋洋！
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同志们虽然坐在主席台上不断鼓掌，但他们却并没有那么喜悦，虽然红一方面军取得了重大胜利，但党内的种种纷争事实上并没有结束，反而愈演愈烈。
虽然胜利了，但秦则民同志的心情很糟糕，到达中央苏区后，虽然顺利得接过了苏区的领导工作，但第一次会议上，李润石就开始闹腾，硬生生的把他的政治路线和谷雨的政治路线凑在了一起，闹腾着要平反，给了他一个下马威。
虽然罗培国同志以等待吴冠生同志返回根据地为由，拖延了此事，但李润石闹腾还不够，他还指示嫡系部下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善培，竟然在给省委的报告中，赤裸裸的挑战中央，发泄不满情绪。
“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一点，那就请我们最好的领袖李主席、韩主席、吴冠生同志、罗培国同志，或者到北方请来我们另外一位领袖谷雨同志，亦或是到苏俄去请钢铁同志，甚至是请列宁复活，一起到下溪南或者到其它已受摧残的地方去对群众大演讲三天三夜，加强政治宣传，我想也不能彻底转变群众斗争的情绪！……”
罗善培这封信，终于激起了秦则民的怒火，他对韩英说道，“我一到苏区，就看这个罗善培不对头，他眼睛里根本没有中央，又是李的指示，又是游击战争，连工作方法也是李的那一套，成立什么前敌委员会，如今竟然把李润石、谷雨捧为领袖。
省委一级是这种状态，我们在瑞金还能立足吗？”
他和韩英等同志商议之后，决定不直接涉及李润石，先把罗善培抓住不放，当即就把苏区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元钊同志派到了福建省委检查工作。
邓元钊同志拿着秦则民的令箭到省委后，按中央精神定调子，认定省委代表的是一条机会主义路线，给罗善培扣上了一长串帽子。
与此同时，秦则民以苏区中央局名义，发出了一个《中央局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决定》在认定了在省委内部“显然形成了以罗善培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后，一口气作了7条决定-“在党内立即开展反对以罗善培同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省委对于这一路线的腐朽的自由主义态度，必须受到最严厉的打击”；“立刻撤销罗善培同志省委代理书记及省委驻杭、永、岩全权代表工作”；“公布这一决定，并在各种党的会议上与党报上解释这一决定”一场反“罗善培路线”斗争就此拉开序幕，一大批原福建省委的高级干部遭到了严厉打击，相继被撤职，发配到基层，罗善培则被赶到了党校。
等到罗善培来到瑞金之后，在党内会议上秦则民十分愤怒，连连质问，“谁说李润石是我们最好的领袖？”
“怎么能把李润石、谷雨跟钢铁同志甚至列宁相提并论！”
秦则民同志还说，“不光是你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还有比你更高级的干部，也同样犯了错误！”
而在二月中旬的一天，工农红军学校第四期毕业生召开了毕业生党团员大会，在会上，秦则民作了《拥护党的布尔塞维克的进攻路线》的长篇报告。
在会上秦则民挥着拳头，尖着嗓子喊道：
“同志们！
切不要看轻罗善培同志，他似乎比列宁还稍为高明些呢！
他想出了锦囊妙计，这就是进攻路线此路不通，还是以左右散开，向后转为是，这样罗善培等便把自己的退却路线与党的总路线对抗起来。
这个路线表现得最明显的是在罗善培同志到了新泉之后，新泉县委书记为此写给省委的政纲式的信。”
随着秦则民同志的全面开火，这一场反罗善培运动越来越激烈，越来越多的高级干部开始表态，对罗善培路线文诛笔伐。
反罗善培运动也从福建慢慢烧到了江西，一些江西省的干部也被严厉批评，其中就有时任省委宣传部长、瑞金县委书记的方罗夫同志，谁让他乱说什么洋房子先生这样的话，不整他整顿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