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候，一些原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就成了重点关注的对象。这帮人，基本都有家底，只是多少的问题，这些钱怎么来的，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反应快的很快就兑换了，以此争取政治上的主动。
甚至还有一些人要捐赠，不过都被环太党工作人员拒绝了，中央的文件说得很清楚，金银兑换成胜利币，胜利银行只接受兑换，不接受任何捐赠。
你要是真心愿意支持抗日战争，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可以购买抗日公债，建设公债等等，这些公债都会注明兑换时间，利息，比定期存款要稍微高一些。
根据根据地规定，中高级党政干部都必须强制购买抗日公债，基层干部和民间鼓励相应公债，但不会强制要求。
第二种就是无偿捐赠，国有几个基金会会接受捐赠，在接受捐赠后，你也享有相应的权力，随时调查捐赠资金用途的权力，还有命名权等等……
对于无偿捐赠，国家的态度是欢迎，但绝不能强制要求，你可以做，也可以不做，请你做之前，仔细想清楚，没有人会强迫你。
谷雨对这些事情，一向比较在意，比如环太党的中高级干部收入的一部分都会强制购买公债，比如谷雨夫妻，每个月都会购买十五元十年期公债，等到公债到期了，他们这些钱国家都会连本带息归还的，并不是强制捐赠。
又比如部队作战时，往往会给地方或者老百姓打个条子，直接征收粮食和各种物资，过去条件不好，有些措施做得不到位，老百姓自然有怨气，他就要求总政和总后制定相关的规定，同时做好已有白条的兑换工作。
四路军这边还好，红军那边情况格外严重，这一次三纵和六纵南下，军委特意给两部的后勤部准备了一大批银元和胜利币，进行相应的兑换，绝不能让人民吃亏，只要有一丝可能，能早点解决，就早点解决的好。
他不希望等到几十年后，还有人民群众的白条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出现，事实上就是政府工作不到位，不作为。
强制捐赠事实上大家都不舒服，就算给了钱，也都有怨气，相比于这些怨气造成的麻烦，还不如不收这些钱；
而且捐赠变成公债，就好受多了，毕竟公债以后还有希望拿回来，另外强制性质的公债，还不是一般人有资格买得，这里面也有把同志们联系在一起的目的。
而带有政治目的捐赠，就更要不得了，未来等到国家政策调整了，要收拾一些人了，肯定有些人会说环太党吃干抹净，没有良心这样的屁话，所以谷雨从一开始采取的措施就干脆说清楚，不给别人钻空子的机会。
谷雨并不担心环太党还不出这些钱，工业社会创造财富的能力，是农业社会积累速度的百倍千倍，只要中国统一，经济发展了，还上这些公债容易得很！
比如谷雨的亲戚们凑起来的三十万银元，被提取之后，变成了相应的胜利币公债，这些债权都交给了谷雨的老丈人。
谷雨跟自家老丈人说得很清楚，你提出购买国债，我给你国债凭条，未来国债到期后，可以拿着凭条兑取国债，你兑不兑换是一回事，但是国家不能随便开这个先例。
你要纯粹是捐赠，我们就按照捐赠处理，这笔钱你可以指定合理用途，比如说用于抗日打鬼子，我们使用这笔钱做了什么，都会产生相应的账目，这些账目都对捐赠人公开，另外也可以提出一些名誉上的要求，这都是合理的。
为什么制定这么多管理细则，就是在改造旧中国，消灭旧制度的同时，也要建设新中国，建立新制度，环太党不是流氓无产者，环太党的革命是为了建设，是为了让中国强大起来，让人民富裕起来。
进行严厉的土改，打土豪分田地，消灭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属于光明正大的政治行为，与消除封建行会制度一样，都是为了解除封建制度对人身的束缚，是为了促进资本的流通，是一个先进制度取代落后制度的正义行为，并不是打家劫舍，这是有本质区别的。
所以打破旧制度的同时，新的社会制度也要尽可能建立起来，并迅速完善，所以从建立的一开始就必须把基本规则制定好。
当然了，正常的社会捐赠国家是允许的，也是鼓励的，比如捐赠办学，修桥铺路，但这属于个人自愿行为，不会强求。
国有的捐赠部门自然也有，而且谷雨非常重视这一块，这几年四路军的发展壮大，离不开各路爱国人士的捐赠，到了现在，各种捐赠同样不少。
一些私营企业家捐赠一架飞机，给大学投资一栋楼，设有一个奖学金，甚至想办学，但受制于制度，只能和环太党联合办一家学校，国家自然也都是支持的，但是收了钱之后，需要给人家一个交代，不能收到钱就完事了。
买到了飞机，盖好了教学楼，修好了桥，铺好了路，该给人家的冠名要给，该给人家的名誉也要给，要让人家钱捐得开心，谁的钱都不是天下掉下来的，得有说法。
马上抗日战争了，未来的华侨捐赠是一笔巨大的收入，对于环太党的工业化具有重要意义，谷雨建立好制度，自然也有更好更多的吸纳这笔钱的意图。
你拿了华侨的钱，总要给人家报报账，这样人家才会信你，就算是孙先生当年，那也要吹牛许诺的，虽然没有兑现承诺，但南京政府总是知道自己欠了这笔账的。
另外还有一个目的，他想乘机探索党外监督制度，对于各路捐赠，谷雨的方案就是让新成立的抗日联合政府主席孙夫人监管这些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