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呀，春天到了，历史的大幕也已经拉开了！”
吴冠生同志脸上充满了微笑，“这是革命的春天，也是人民的春天！”
“会不会也是资本家的春天？”
杨宁越同志突然冒出了一句，让吴冠生同志陷入到了沉思，过了一会，吴冠生同志这才低声说道，“小越，以后说这种话要注意一些，一旦被人听到了，就不好解释了！”
杨宁越微微点点头，吴冠生同志倒也没有责怪妻子，而是想了想，开始剖析自己的人生，“我很不幸，出生在这个民族危亡、山河破碎的时代，怎样把祖国和人民从苦难、屈辱中拯救出来？怎样才能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这些问题困扰了我很久，进入中学后，我曾经大声疾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记得当时我还写过一些诗，极目青郊外，烟霾布正浓。中原方逐鹿，博浪踵相踪。
但到底怎么救国，还是一头雾水，稀里糊涂，当时我认为要拯救贫弱的中国，须学德意志实行军国主义和贤人政治不可。”
说到这里，吴冠生同志笑了两声，也许是感慨当年的幼稚，他接着说道，“所以我选择了东渡日本留学，那是民国六年吧，在船上看到了《新青年》，感觉很好，到东京后，又把《新青年》第3卷全部借来细看，觉得自己从前的一切谬见被打退了好多。
民国七年春节期间，当时我在日本非常苦闷，再次把《新青年》第3卷找出来，重新反复阅读，其中所持的新思想新观点，让我感到眼前变得豁然开朗。
从此之后，我树立了一个信念：在思想、学问、事业上，都要毫不犹豫地抛弃旧的，追求新的，去开一个新纪元才好呢！
当时，我曾经兴奋地写下两句诗，风雪残留犹未尽，一轮红日已东升。不过，这个新的到底是什么，我还不是很清晰，当时我只知道君主立宪肯定是不可能了，辛亥革命也已经被北洋军阀篡夺了胜利成果，看来资本主义也不能救中国。”
杨宁越默默听着吴冠生同志倾诉心声，只听吴冠生同志接着说道，“这时，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已经传到日本，马克思主义在日本广泛流传。
那两年我开始频繁的接触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反映俄国十月革命的《震动环球的十日》、幸得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河上肇的《贫乏物语》，河上肇创办的月刊《社会问题研究》，还有他撰写的《马克思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这些文章我都读过，初步认识了唯物史观、资本论和社会民主主义等原理。
读完这些作品之后，内心燃起了新的希望，我还记得当时写了一首诗，潇潇雨，雾蒙浓；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蛟妍。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蛟妍。”
吴冠生同志慢慢的读出了这首诗，杨宁越继续默默得听着，“我从日本回国，正好遇到了五四运动，应邀主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
当时，由于封建习俗的束缚，天津的男女学生只能分别参加天津学联和女界爱国同志会，那个时候，你我是第一次见面，当时你岁数很小，个子也不高！”
杨宁越同志笑着点点头，“当时我只有十五岁，是女界爱国同志会的评议委员，演讲队长，虽然我人比较小，但到处演讲，还演过话剧，《木兰从军》，《安重根》，我都是主演！”
吴冠生同志哈哈大笑，“你演戏总是演男的，而我总是扮演女的，那时候男女不能同台演戏，封建习俗可厉害哩！男女授受不亲。”
杨宁越同志也笑了起来，温柔得看着丈夫，“我当时就是一个疯丫头，只知道冲在最前面，比不上你，你主办的会报影响力很大，被誉为全国的学生会报冠，每期可以卖两万多份！
国民啊！国民啊！黑暗势力排山倒海的来了！我们要有预备!要有办法!要有牺牲!我们当知道，我们所恃的是群众运动，罢工！罢市！不纳税！罢课！”
杨宁越同志对当时吴冠生同志写得一些文章还记忆犹新，吴冠生同志想起往事，也觉得胸中波澜顿生，他同样回头温柔的看了一眼妻子，“后来我们成立了觉悟社，不过大浪淘沙，有的人牺牲了，有的人则选择了其他道路，现在也只剩下你我还在战斗了！”
杨宁越同志也同样陷入到回忆中，两人默默走了一会，吴冠生同志这才说道，“五四运动那一年对我的锻炼非常大，被捕之后，我更认识了反动政府的狰狞面目，认识了爱国自由和民主权利决不是不经过斗争和流血，就能轻易得到的！”
“所以你出狱之后，在觉悟社的会议上提出，只有把五四运动以后在全国各地产生的大小进步团体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才能改造旧的中国，挽救中国的危亡。”
吴冠生同志点点头，“当时团体虽多，但思想复杂，必须加以改造，才能真正团结起来，但如何打造一个有战斗力的革命团体，我还是不甚了了，所以就想去马克思的故乡去留学！”
吴冠生继续着回忆，“我到达欧洲后，考察过英国的工人运动，阅读过一些英文版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经过对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新思潮的反复推敲比较，终于作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共产主义的信念，那时候已经是民国十年。”
说到这里，吴冠生同志微笑着说道，“从民国七年到民国十年，我用了三年时间探索，才逐渐接受了马列主义！”
杨宁越同志点点头，“我比你还要晚一些，我是民国十二年才加入的青年团，之前一直在为男女平等做斗争，读了你的那些来信之后，才慢慢改变了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