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谷雨和吴冠生同志交谈后，李润石同志并没有立刻参加书记处工作，而是首先开始了调研，作为一位杰出的农运革命家，他并没有立刻前往谷雨的骄傲太原工业企业调研，而是准备跑到太原以西的山村，与当地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半个月。
李润石想好好看一看谷雨的农村土改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也是李润石同志一向的观点，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是农村，只要农民解放了，无论帝国主义列强如何干扰，中国的革命肯定会获得胜利。
谷雨很爽快的批准了李润石的请假，同时把中央农委关于土改和农村工作的众多指导意见，还有八政四事的工作细节以及张应皋的调查研究一并交给了李润石同志参考。
谷雨把张应皋的报告放在最上面，笑着说道，“老李，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张应皋同志对农村土改很有研究，他的调查报告对我党未来农村工作有着不小的指导意见！”
李润石同志烟抽的很凶，不过中央领导班子谷、廖、吴三人都不抽烟，他总不好当着谷雨的面抽烟，他只好和谷雨一样喝茶，他喝了一口茶，笑着点点头。李润石同志对留苏派一直不以为然，但留苏派差距很大，谷雨更是留苏派总头子，他又不好当面说什么，这样表示，心里的不以为然谷雨自然看得出。
看着李润石同志离开的身影，谷雨微微皱眉，他知道两人相处的第一关就要出现了，那就是富农问题。
中国的富农，人数虽然不多，在农业经济中也不占重要地位，但在土地改革中对它实行什么样的政策，对农村其他阶层，特别是中农，影响很大。
即便是谷雨领导期间，环太党的富农政策变化很大，石家庄战役前后，中央的指示是一般不变动富农的土地，应使富农和地主有所区别，但这个规定并没有真正得到贯彻执行。
这主要是因为，仅仅没收地主的土地，并不能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所以在土改复查时，各地实际上对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也采取了没收的政策。
为什么如此，谷雨很清楚，当时环太党只有半个山西，处在生死攸关的时刻，这边是贫雇农、中农、城市小资产阶级，那边就是国民党、地主、帝国主义，那时候富农肯定选择站在国民党一边，不平分土地根本做不到，贫雇农也不答应。
事实上工商政策也是如此，谷雨毫不犹豫的对晋商下狠手，也是同样的原因，不下手，他哪里来钱搞发展？哪里来钱买大炮？
但是现在正在进行的土改，谷雨就调整了政策，明确要求各地保留富农经济，可以没收富农的出租地部分，但不允许没收富农的自耕地。
而且他明确要求土改一次调整到后，土改结束后富农开垦的新土地，绝不允许再触碰，必须想法设法保证新富农的生产积极性，以此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
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需要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同以前在战争期间与资产阶级隔绝的情况下进行是不同的……
形势改变，政策必须改，而按照谷雨新的政策，农村富农经济得到了保留，而最早完成土改的山西太原周边，土改已经结束一年多了，山西人又擅长经营，对八政四事理解又比较深刻，因此山西各地的新富农如雨后春笋一般不断产生。
而围绕着这些新富农，也诞生了一些经济组织，但大部分是私营雇佣性质的小作坊，而不是中央希望的农村合作社，原因很简单，山西的地太少了，自然也就不存在合作使用农具这些最早的合作化。
山西的新富农除了种地以外，都在搞多种经营，种植烟叶等经济作物的有之，跑出来经商的有之，甚至还有人在家里办起了小作坊，给民营资本家提供一些简单加工的配件。
谷雨也看过好几次，相比于一些同志的忧心忡忡，谷雨反而十分高兴，资本主义雇佣取代带有人身依附的封建租赁，无论如何都是极大的进步。
所以他采取的是保护和鼓励的态度，绝不允许基层干部再跑出来割资本主义尾巴，为此他在中央多次会议上，多次批评一些同志的过左做法。
但谷雨估计李润石同志看到之后，会大吃一惊，合着我们土改之后，没过两年，新富农就迅速冒了出来？这符合我们革命的初衷吗？
而在城市的国企之中，谷雨为了鼓励生产，采取的是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的办法，国有企业的党委书记一般为董事长，由工建委派出，按照工建委的指示督促国企完成各项指标，并不具体干预管理；
厂长和总经理则负责经营管理，相当一部分厂长和总经理都是留用，还有一些外聘的中外专家，负责企业的日常管理；
与此同时，各厂的工会则负责对工人的管理，由各级工会组织直接领导，他们的任务是代表工人，与代表国家的党委书记，与负责经营管理的厂长、总经理谈判，在保证按质按量完成生产任务后，给予工人足够的尊重和利益报酬。
甚至于城市的私营企业也是如此，国家对私营企业采取保护和鼓励的办法，城市又需要从私营企业中获取税收，自然不能容忍工人动辄搞工运，罢工这一套东西，也不能允许工人待遇太高，以至于影响了国企工人的心情。
这种局面下，各级工会组织自然不可能挡住党委，虽然不至于变成发毛巾的角色，但一定程度上的弱化成了必然，工会真正的作用实际上就是维稳，因此很多民营资本家迅速与上级工会代表成为了好友……
何光生没有看穿这里面的改变，被谷雨撤掉了总工会负责人的职务，王运生理解了，所以他成为了西南局书记。
王运生调走后，谷雨干脆让廖德华兼任总工会一把手，从最高层直接弱化了总工会，根据地各级公会组织必须想法设法协助国企和私企鼓励工人干活，工人再苦，有农民苦吗？不干，有太多的人愿意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