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北方局真正有军事经验的同志太少了，加上短训班的同志，也就二十来人，这么点人，顶破天能够管住一个团，没有必要招太多人，一步步来。
再说了，这些战士，虽然士气很高，但缺陷也很明显，都是新兵，训练不足，再加上政治工作也才刚刚开始，凝聚力不够，所以柳明昭同志的意见是招到一个团，然后前往阜新，以战代练。
柳明昭一劝说，谷雨立马就冷静下来，柳明昭同志说得没错，现在不是着急的时候，人多了反而管理不过来；再说了现在没有必要太招摇，小心树大招风，惹来汤玉麟的不安，反而不美。
北方局在赤峰的同志研究了一番，决定立刻组建热河抗日义勇军第一纵队，同时成立北方局前委，前委由谷雨担任书记，柳明昭、侯逸文、王庸、赵镈、李镜湖五位同志为委员。
第一纵队司令员由李镜湖兼任，谷雨兼任政委，柳明昭同志为副司令员，负责实际指挥赵铺同志担任参谋长，侯逸文同志为政治部主任；纵队直属热河抗日军政学校，校长由柳明昭同志兼任，副校长由赵铺同志主持，并负责具体工作。
目前分为两个班，政治班和军事班，政治班有二十名党团员，军事班由五十多人，全部由进步青年组成。
通讯警卫排一个，黄万年同志担任排长，下辖两个步兵班，一个通讯班，三十多名战士，全部配有步枪，十二匹马。
纵队下属骑兵一个大队，大队长孙德胜（李镜湖同志推荐的热河本地豪杰，倾向于我党的进步人士，时年三十岁，有丰富的剿匪经验）副大队长李育才同志，政治委员张庚农同志，下属三个中队，一个大队部，加起来264人，30多只马枪，其他全部持冷兵器；骑兵大队主要由曾经跟随李镜湖战斗过，与他比较熟悉的同志担任中队长，班排长，而每个中队都被配上环太党员担任指导员。
纵队下属步兵一个大队，大队长顾慎为（东北军连长）政治委员王庸同志，副大队长张贯一同志，下设四个中队，中队长全部由东北军出来的军警担任，加起来有528人，170多只枪，其他人都持有梭镖。
第一纵队总兵力八百多人，拥有党团员一百多人，是此时整个北方局能够拿出来最为精华的力量，有一定军事基础的谷雨亲自带队前往阜新。
另外还成立北方局热河工委，工委书记由马星荣同志担任，杜衡为副书记，贺国正、刘天章、何建周、谢德元等四位同志为委员，后两位目前还在陕西，等他们来到赤峰，最快也要一个月，不过先把人事定下来，等他们过来了就可以直接工作。
热河工委主要负责抗日救亡运动和救国会工作，主要领导热河境内的抗日宣传工作，为阜新的第一纵队提供种种支援，要不断把进步青年和招募的新兵派往阜新。
热河工委拥有一个警卫连，同时也帮着马老爷子组建了一只三百人的保安队，加起来也有四百多人，三十多只枪，接受何建周同志的指挥。
何建周做过兵运，对部队还有些了解，当然这只是暂时的，等到谢德元同志来到赤峰，将由谢德元负责军事，何建周负责政治工作。
同时北方局还成立了热辽工委，工委书记由谷雨兼任，殷鉴、施怪君、刘荣福、李镜湖、李多才、李润民等七人任委员，热辽工委的任务就是在李镜湖同志的掩护下，实现对阜新的控制，逐步建立稳固的革命根据地，并为第一纵队提供各种物质支援。
换句话说，谷雨将北方局再一次一分为三，军委同志主要负责一纵的建设，赤峰这个后路交给了他比较放心的几位同志，而他不放心的几个干部则被他带到了身边，随时调教。
当然了，谷雨去了阜新，电台自然也跟着去了阜新，不过现在有了正式名义，李镜湖同志也购买了两部电台，一部留在赤峰，另外一部会想办法送到山西红24军。
谷雨目前最担心的就是红24军的处境，也不知道阎锡山这一轮围剿之后，红24军还剩下多少人，有了电台之后，北方局就安心了。
妻子容强因为怀孕，自然也会留在赤峰，这是两人第一次分别。
临走时，谷雨不断叮嘱这个，叮嘱那个，容强心里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不过她还是强撑着笑容，让谷雨安心。
谷雨自然也知道妻子复杂的心里，不过他也没说什么，而是把妻子搂在怀里，默默得坐在一起，良久良久，享受着人生的温情……
一切准备妥当，十月三十日，谷雨带着北方局阜新工委和前委的同志，会同热河抗日义勇军第一纵队八百多人前往阜新。
谷雨没有带过兵，不过有一点他是知道的，党员要冲锋在前，处处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所以在行军途中，所有的党团员都以身作则，爱护战士，和这些刚刚离开家乡，心里忐忑不安的战士互相帮助。
不管是谷雨，还是李镜湖柳明昭等同志，都和战士们一起行军，身先士卒，一路上还要和战士们说一说为什么要抗日，为什么我们要保家卫国，同时也要让战士们明白，日本并不是不可战胜的。
“小日本，小日本，都是矮冬瓜，蹦起来都没有三尺高。
就算鬼子武装到了牙齿又能怎么样啊，只要我们团结起来，集中十个，一百个打日本人一个，日本人还不得滚回东洋去！”
一阵阵哄笑声中，这些刚刚离开家乡的新兵们，忐忑不安的心情慢慢平复下来，一个个唱着歌声，大步向前走。
到了晚间，谷雨等党的高级干部，也会前往各个营地视察，与战士们促膝谈心，等战士们都陆续休息了，谷雨这些人才会最后入睡，第二天却会很早醒来，安排大部队的行动。
从赤峰前往朝阳，几百里路，每天行军几十里，对于谷雨这样的新手而言，是巨大的考验，他不断向柳明昭王庸等同志请教军事问题，又向热河当地的同志了解热河的地理，可以说忙得不亦乐乎。
而在一路上，政治部侯逸文等同志也会沿路发传单，用大喇叭喊，张贴告示等等手段宣扬抗日救国的道理，引得一路关注，一路指指点点。
相比于此时汤玉麟部糟糕的军纪，义勇军的纪律非常严明，绝不允许拿老百姓一针一线，每到宿营休息了，也不允许他们随便乱串，而是由政治委员们给他们上课。
当然，政治委员等称呼只是党内的说法，谷雨用了一个新词叫宣传员，他现在的公开职务就是一纵总宣传员，下面设有多个宣传员，政治部也叫宣传部，下面有多名同志分别负责宣传、动员、组织、军法等部。
而一路上，不断有东北流亡过来的学生和进步青年，热河当地的进步青年要求参军，并吸纳进来，跟随随军军校一起行动；最大的一股是一位名叫李贺的教授带领的冯庸大学工学院的流亡师生，有男有女，二十多人整体加入了义勇军。
冯庸大学，顾名思义是一所私立大学，大学的创办者冯庸，是张学良的小兄弟，是奉系军阀冯麟阁之子。
张、冯两家是这些年东北最为显赫的两大家族。
两人的结交就是从张作霖和冯麟阁开始的。
后者究竟如何从上司变成属下，前者如何已经成了东北王却依然要受这位老大哥的窝囊气，屡次被挤兑却依旧笑脸相迎，这些背后的故事，构成了两家两代人的传奇。
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两家的关系，就是打不断，理还乱。
无论后人如何评判两大家族，但是有一点毋庸置疑，就是两大家族的友谊，在张学良和冯庸这一辈得到了延续。
张学良和冯庸同年出生，冯庸只比张学良晚了4个月。
按照东北地方习俗，兄弟排名中，数字越小排名越靠前。
张学良和冯庸常以“五弟六哥”相称，令人一头雾水，不知所云。
原来，学良为家中长子，行六，俗称“小六子”冯庸称其为“六哥”冯庸在冯氏大家族中大排行老五，所以乳名就起作“小五子”两人幼时虽然性格差异很大，张学良好动、好玩，而冯庸不苟言笑，但两人志趣相近，思想相投，自幼义结金兰，同号“汉卿”以示相互激励。
只要见面时，一人说：
“汉卿，好！”
另一人马上回一句：
“你好，汉卿！”
青年时期矢志救国，晚年兄弟相称，把手到老。
冯德麟去世后，冯庸以长子身份主持家政，经过认真考虑，决定创办冯庸大学。
1926年秋，冯庸开始着手清理家产。
冯德麟作为奉系军阀早期将领，二十多年间，巧取豪夺了庞大的家产，可算得东北首富，但冯庸说：
“我父亲的财产很多来得不义，我要把不义之财用于有益之处。”
为此，他不顾亲属反对，规定了几项散财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