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8年以来，陕西各种灾患不断，老百姓苦不堪言。
为了生存下去，各种自发的农民运动数不胜数，土匪刀客遍地都是。
要不是没办法生存了，谁愿意冒险出来革命，所以台上台下，哪一家没有辛酸事？
随着不断的诉苦，这七百多游击队员经受了一场心灵的震撼，而紧接着陕西省委书记李兴唐同志，告诉这些穷苦汉子为什么我们会这么苦？
为什么大灾之年，政府不抚恤，不赈灾，反而是苛捐杂税不断？
为什么政府会不断的打内战，但是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却不抵抗？
作为一个老工运工作者，李兴唐同志虽然对农运不算非常熟悉，但是他还是成功得抓住了游击队员的心，让他们知道，只有在夏国环太党的领导下，只有建立一个人民的军队，才能扫荡一切丑恶，才能解放全夏国，才能让大家在大灾之年，能够吃得饱，穿得暖！
而要实现这些，我们这些游击队员，就必须有严明的纪律，就必须和广大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否则我们没办法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建立革命根据地和强大的革命武装，最终获得革命的胜利。
在这个特殊的春节里，同盟军七百多人，并没有什么大的活动，而是不断开展诉苦运动，而赵二娃等人每一次都被放在最前面，让他们仔细去体会一下群众的辛酸，到了最后，赵二娃终于受不了，他哭着喊着要见刘景丹同志。
见到刘景丹之后，赵二娃嚎啕大哭，“大哥，我错了，我不该到处抢东西，祸害妇女，你把我毙了吧，要不然我这心里过不去呀！”
刘景丹同志生气的啪啪啪的抽了赵二娃几个嘴巴，不过立刻被李兴唐同志阻挡住了，李兴唐同志抓住刘景丹同志的手，生气的说道，“景丹同志，革命队伍中不允许有打人骂人这样的现象！
就算是对待犯了错误的同志，对待战俘也是如此！”
刘景丹同志强忍着怒气说道，“李书记，二娃是我的表弟！”
“你表弟也不行！
这里是革命队伍，不是刘家大院！”
说完，李兴唐同志对着下面几百名战士说道，“战士们，今天我给你们再上一堂课，什么是革命军人的三大民主……”
下面的战士目不转睛得盯着李兴唐，只听李兴唐同志娓娓道来，而随着这堂课的深入，刘景丹同志也感觉到自己得到了很大的洗礼，原来革命并不仅仅只是兵运，也不仅仅只是拉队伍，还有很多很多东西需要学习。
相比于陕甘边的同志正在想法设法改造游击队不同，经过了几年不懈的努力，尤其是三位反围剿战役之后，中央苏区获得了极大的巩固，红军越来越走向正规化，已经逐渐成长为一支具有坚强信仰和严格纪律的革命军队。
但随着中央苏区的逐渐稳固，环太党中央也越来越重视苏区建设，一批又一批党的中央领导同志下放苏区，开始加强对苏区的领导。
但事与愿违，苏区领导层之间因为路线不同，经历不同，造成了看法不同，看法不同的结果就是，苏区高层的各种矛盾，也开始不断加深。
事情要从黎隆郅冒险开始，黎隆郅的冒险主义做法与江西苏区的领导人李润石同志所推崇的农村包围城市路线，属于南辕北辙，根本对立的两条路线。
所以黎隆郅就在中央局会议上严厉批评李润石，“在全国军事会议中发现了妨碍红军发展的两种障碍：
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一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
最明显的是四军李润石同志。
他有整个的路线，他的路线与党中央完全不同。”
不久，党中央又命令红一方面军再次去打长沙。
李润石和祝玉珍两位同志对中央的命令产生质疑。
但在总前委大多数人同意打长沙的情况下，李润石只得违心地同意去打长沙。
结果，红军苦战16天，不但长沙没有攻下，还出现了可能腹背受敌的危险局面。
在这种情况下，李润石主持召开总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停止攻打长沙。
九月底，召开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上，李润石坚持株洲会议先打吉安的原有决议，但一些人却提出直攻南昌、九江。
有人甚至向李润石提出质问：
“你又不打长沙，又不打南昌，你执行不执行中央的路线？”
虽然不久后，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黎隆郅的“左”倾冒险错误被批判，但“左”倾冒险的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
这样，李润石同志的军事思想、路线不仅受到了党中央的批评，就是在红一方面军内部也开始受到反对和质疑。
也就在李润石同志担任红一方面军前委书记后不久，即发生了在党内和红军内影响重大而深远的富田事变。
1930年12月，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根据一些人在逼供下的假口供，派人到红二十军抓捕ab团分子。
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等人眼看自己也将被错定为“反革命”并遭逮捕，对这种做法抱有极大的怀疑和不满，带着部队到富田，包围当地苏维埃政府，释放被错捕的近百名同志，高喊“反对李润石，拥护祝玉珍、秦石川”的口号，宣布脱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领导。
富田事变发生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李润石同志主持下召开紧急会议，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的叛变行为。
但此时，总前委全力投入第一次反“围剿”的策划和准备，未对事变当事人作出任何组织处理决定，想等中央代表韩英到来后要成立的苏区中央局来进行调查和处理，而且没有任何要对事变一方诉诸武力的措置，说白了，这就是一种冷处理的办法。
既然是冷处理，就需要等待上级，也就是上海中央的裁决。
但是上海的党中央一片混乱，陈绍宇谷雨等人正在造反，等到四中全会召开，又冒出了非委事件，等这一切都处理得差不多了，也就在次年两月，新成立的中央领导班子才开始有精力处理富田事变。
此时韩英同志已经到达了苏区，并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韩英主持会议，研究富田事变的有关问题，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李润石做了详细汇报，会议得出的结论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结论有很大区别。
会议形成了《对富田事变的决议》认为事变客观上是反革命行动，但在组织上不能证明参与事变者全是ab团分子。
决议要求今后在“清党”、肃反中“绝不能随便乱打乱杀”“不能随便叫人乱供乱咬，乱加逮捕”……
会后，韩英派同志前往上海向中央汇报富田事变的情况。
但是韩英的处理结果，不被中央接受，陈绍宇等同志认为苏区中央局对富田事变的处理是错误的，授意罗培国、王嘉祥、顾作霖3人组成中央代表团，携带中央局于三月底作出的《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从上海直奔中央苏区，处理富田事变。
1931年四月份，就在谷雨前往北方局上任时，中央代表团在苏区中央局会议上，传达了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决议》认为“苏区中央局的决定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非常危险的。
此次会议不但否定了韩英主持的苏区中央局作出的正确决议，还撤销了韩英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由李润石接任。
李润石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后，负责处理这件事的罗培国同志将谢汉昌等逮捕，并以ab团分子的罪名处决。
发展到后来，红二十军军长、政委以下、副排长以上所有干部均被处决，红二十军番号被取消，其余部被编入红七军。
富田事变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后，中央立即将处理的决议发到全国各苏区，事情搞到这一步，完全出乎了李润石预料，也完全失去了控制。
作为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李润石对富田事变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也因此与韩英同志产生了非常深刻的矛盾，但是这件事被严重扩大化，最终席卷了整个南方苏区，主要还是上海中央的问题，但背锅的却是李润石同志，此事自然引起了苏区部分领导干部和群众对李润石同志的强烈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