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战役之前，中央想让粟裕带三个纵队过江，在敌后开辟根据地。一来可以调动中原国军，解中原野战军压力，二来为解放全国做准备。这个计划看上去有理有据——江南是国民党的心脏地带，一旦在那里燃起战火，蒋介石必然分兵回救，中原的压力自然就缓解了。可粟裕不这么看。
他接到指令后，并没有立即执行，而是向中央直陈了过江的弊端。他分析得极为冷静：三个纵队渡江，进入江南敌后，可能调不动敌军主力——蒋介石未必会为了江南的骚扰而放弃中原。江南固然重要，可中原更是命脉，丢掉中原，江南也守不住。再加上无后方决战，孤军深入，弹药、粮食、兵员都无法补充，凶多吉少。他请求暂不过江，在江北打几个大仗，先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这份电文写得坦诚而有力，摆事实，讲道理，没有一句虚言。
中央很重视粟裕的意见。不久，在城南庄中央会议上，决定粟裕暂不过江，在中原战场打歼灭战。随后的济南战役、兖州战役、豫东战役，都是这一决策的实践。历史在这里转了一个弯，一个偶然的“暂不过江”，为后来的淮海决战埋下了伏笔。如果粟裕当时没有那份坚持，如果中央没有那份从善如流的胸襟，三个纵队渡江之后会怎样？也许会牵动一部分敌军，也许会在江南陷入苦战，但淮海战场上那六十万解放军里，就少了三个纵队的兵力。少三个纵队，能不能吃掉黄百韬？能不能围住黄维？能不能追歼杜聿明？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就是另一段历史了。
济南战役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情况：打援没打上。当时在徐州的敌人有四十万，机动部队有十七万人，就是邱清泉、李弥的部队。为了消灭增援济南的北上之敌，粟裕集结了十八万之众，在山东境内设下打援阵地。结果邱李不敢贸然前进，打援没打上。济南还是攻下来了，但粟裕心里并不踏实。那十八万集结待命的部队，像一张拉满的弓，箭没射出去。粟裕知道，这股劲不能松。他在战后反复思考，意识到必须在徐州方向寻求战机，否则敌人会重新收缩、筑固防线。于是，他准备了被称为小淮海的海州之战，计划先打海州、连云港，切断敌人退路，调动徐州之敌。中央适时地作了更大规模的战略部署，决定围歼黄百韬兵团，淮海战役格局由此形成。一个最初针对海州的小规模作战计划，在逐级放大中，演变成了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大决战。
所以，这场决战既偶然，也必然。偶然的是，它并非一开始就写在计划里，而是因应战场形势的变化、敌我调动的反应，一步步被推到了那个规模。必然的是，以徐州为中心的这场较量，其实早已被这片土地的地理宿命所注定。当几十万大军在这片平原上对垒的时候，他们不过是又一次上演了千年来的同一出戏——只不过这次，规模最大，代价最重，结局也最彻底。
在徐州这个四战之地进行战略决战，中央的依据是什么？是经验，是领导人的智慧，还有一部书的影响。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中这样论徐州：“彭城四战之地，地势平衍，无崇山峻岭可恃，而四通八达，控扼齐鲁梁宋，襟带江淮，攻守要冲。不可不守，亦不可死守。”据说毛主席非常喜爱这部书。他在长沙一师读书时，这部书就成了他的枕头。晚年，他还亲自借出原版研究。淮海战役，正是这一千年论断最宏大、最彻底的一次实战检验。
徐州这片平原，几千年里打过多少仗，怕是数不清了。项羽在这里，刘邦在这里，曹操在这里，刘备也在这里。每一个想要逐鹿中原的人，最后都要走到这片土地上，面对一个同样的问题：你拿徐州怎么办？守，守不住；不守，又绕不过去。顾祖禹的答案藏在那句话里：“不可不守，亦不可死守。”问题是，怎么才能不死守？
面对同一片平原、同一个枢纽，国共两党的战略选择截然相反——恰好印证了顾祖禹“善用者胜、死守者亡”的古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