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二十三岁那年，已是上海文坛耀眼的新星。她出身名门，是晚清重臣李鸿章的曾外孙女，身上流淌着旧时代最显赫的血脉，却生在了一个新旧交替的乱世里。她才华灼灼，冷傲孤清，穿祖母的旧旗袍走在霞飞路上，像一株从废墟里长出来的花，开得绚烂，却带着与生俱来的疏离与警惕。她的眼睛看什么都带着三分打量、三分嘲讽、三分冷，剩下一分，是连她自己都不愿承认的渴望。她成名很早，早到很多人还不知道自己这辈子要干什么，她已经在上海滩的文学版图上画下了自己的疆界。可她心里始终空着一块，那一块，她知道是什么，但她不轻易让人看见。
胡兰成那年三十八岁，正是男人最好的年纪。他在汪伪政府里做宣传部次长，手里有权，口袋里有钱，身边有不少仰慕他的人。他写一手好文章，肚子里有真东西，谈吐不凡，知道怎么说话能让女人觉得被理解、被看见。他在苏青主编的《天地》月刊上读到张爱玲的《封锁》时，正躺在自己家的躺椅上，外面是上海的暮色，屋里光线暗淡。他翻开杂志，看了几节，忽然从躺椅上猛地坐直，反复细读，读了一遍又一遍，读到最后一行，他把杂志合上，放在膝盖上坐了很久。他读到的不是一篇小说，是一个他从未见过的东西。那种冷、那种讥诮、那种对人间世相不动声色的打量，让这个在权力场中浸淫半生的男人感到一阵陌生的战栗。他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这个女人，我要认识她。
他向来是想做什么就立刻去做的人。他托苏青打听张爱玲的地址，苏青犹豫了一下，还是给了他。他第二天就找上门去，站在常德路那栋公寓楼的门口，抬头看了一眼那扇窗，然后上楼敲门。门开了，张爱玲站在门后，看了他一眼，没有让他进去，只说自己不方便见客，便关了门。胡兰成碰了一鼻子灰，却并不灰心。他从门缝里塞进一张字条，上面写了自己的名字、住址、来意，然后转身走了。第二天，张爱玲主动致电，前往他的住处回访。两人一见如故，一聊便是五个小时。
那五个小时里，他们从黄昏聊到深夜，从文学聊到世道，从彼此的过往聊到对未来的看法。胡兰成说她的小说好，说她写人性的方式像刀割，说她是一个真正懂得什么是孤独的人。张爱玲听着，没有说话，可她心里知道，这个人是懂得她的。她见惯了那些在她面前夸夸其谈、实则空无一物的男人，胡兰成不一样。他有才情，有阅历，有一种她从未在别人身上见过的东西——那是一种把一切都看透了、却依然愿意投身其中的荒凉劲头。后来的张爱玲在《小团圆》里，用冷静得近乎残忍的笔触写下这段初遇：“她见他，心里就低了，低了又低。”其实那场对谈刚开始没多久，张爱玲就已经知道，自己这一次是躲不过了。二十三岁的才女，终究被他的才情与谈吐打动，她在心里对自己说：算了。然后她给他写了一张纸条，上面只有一句话：“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那一句，是她对自己的一种交底，也是一种托付。
可那种“低”，不是羞怯，不是腼腆，而是她经过精密计算后的“退让”。她太聪明，太早就看懂了人间冷暖与情感真相，所以她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这场奔赴的代价。她见过父母婚姻破碎的模样，见过旧式家庭里那些隐秘的伤痕，她比谁都清楚，一个男人在说出“我懂你”的时候，心里其实并没有她。可她愿意赌一把。因为她太孤独了，孤独到遇见一个能看懂她字里行间藏着什么的人，就可以把一整颗心交出去。
1944年8月，胡兰成与第二任妻子离婚，和张爱玲签下一纸婚书，没有盛大仪式，没有亲友见证。婚书上只有寥寥数语：“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那行字，是胡兰成写的，也是张爱玲选的。她知道“现世安稳”四个字重如千斤，知道她选的不是一个承诺，而是一种不可能的愿望。可她还是要写，还是要签，还是要在这个乱世里，把自己的名字和一个注定会让她伤心的人放在一起。那是她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婚姻。
可婚后不过半年，胡兰成便奔赴武汉办报，在当地与十七岁的小护士周训德同居。他心性凉薄，甚至不隐瞒这件事，回信给张爱玲时，语气平静得仿佛在说别人的事。张爱玲收到那封信，读了一遍，又读了一遍，然后平静地把它叠好放进抽屉。她没有回复，没有质问，没有歇斯底里。可窗外上海的夜色浓稠得像墨，她坐在窗前，用很长时间，把那个曾经让她“低到尘埃”里的人的眉眼，从心里一层一层地剥下来。她没有立刻离开，她甚至试图给过这段关系最后一次机会。
1945年抗战胜利，胡兰成因汉奸身份出逃。他东躲西藏，从上海逃到杭州，从杭州逃到温州，一路颠沛流离。即便是在逃亡路上，他依然没有收敛自己的风流脾性。在温州，他与守寡的范秀美同居，又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开始经营起另一段日子。他写信给张爱玲，不是道歉，而是叙述。他说他住在哪里，旁边有什么，他和谁在一起。他平静得像在写旅行笔记。张爱玲读着那些信，知道他已经彻底不属于她了。
1946年2月，张爱玲一个人从上海出发，坐船、转车、步行，千里迢迢奔赴温州。她走了很远的路，见了她不愿意见的一幕。她亲眼看见胡兰成和范秀美像一对寻常夫妻一样过日子，看见他们说话、吃饭、在院子里晒太阳。她站在远处看了一会儿，没有走近，也没有出声。她知道那个站在院子里的男人，已经和她没有任何关系了。可她还是没有立刻离开。她回上海后，又拖了将近一年。她在这一年里，反复挣扎，反复写信，反复试图挽回。她像一个溺水的人，明知岸很远，却还在拼命往那个方向划。
直到1947年6月，她终于把自己从那个漩涡里拽了出来。她寄去一封简短的诀别信，里面只有一句话：“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的了。”随信附上的，还有三十万元稿费。那是她写《不了情》和《太太万岁》的全部收入。她是用钱来切割的。不是慷慨，是她不想再欠他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