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高粱桥不远，这条街就该往西拐了，拐过去叫北下关。拐角处有家饭馆儿，绿色的木头门窗，门上方有个木头牌子，写着“北下关食堂”。
每天中午这里格外热闹，赶马车的车把式把马车停在门口儿，让牲口吃着草料，他们到食堂来碗“洋火烧”（后来才知道，这东西学名叫卤煮火烧），再打三两一毛三的白酒。吃饱喝足，晕晕乎乎地接着赶路，那种感觉简直赛过神仙。
富人有富人的享受，穷人有穷人的乐子。现在的人就算喝一万块钱一瓶的洋酒，估计也很难达到车把式们喝“一毛三”时候的快感。
胡同里富裕的人家，赶上饭口，会让孩子拿个铁锅，端上一碗“洋火烧”回来吃。其实到食堂吃更省事，但是人家要的是孩子端着铁锅走过胡同的那个过程。邻里们会投来赞许的目光，婶子大妈们会议论，“人家谁谁家那日子，过得真不错。”“是呀，出去俩啦。”她们管孩子上班儿叫“出去”。
记得文革结束后的某一天，父亲补发了点儿工资。母亲非常高兴，给了我九分钱，让我去北下关食堂吃一碗馄饨。卖馄饨的是小明子他妈（小明子是我小时候的玩儿伴），她给我盛了满满一碗，小心翼翼地替我端到桌子上。那种味精、酱油夹杂着香菜的香味儿，现在想起来还流口水。
后来北京出现了个体户，我一个小学同学的爷爷会面案上的手艺，推个三轮车，在食堂门口儿卖螺丝转儿、糖火烧、糖耳朵之类的面点，抢了饭馆的生意。气得小明子他妈站在馄饨锅旁边骂，“这老家伙，又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