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办过婚礼，感觉太麻烦。但是我曾经举办过一次订婚宴，是师父给掏的钱。师父把我们当作儿女看待，认为我们的终身大事，理当由师父操办。
师父还准备了红包，师娘准备了首饰和衣服，作为礼物，送给未来的儿媳妇，以表达做父母的那份心意。
我却不争气，没过多久跟对方分了手。
我母亲几次住院，每次师父都亲自到病房探望，还带着钱去。
母亲的葬礼，师父从早晨六点多帮着忙活，一直到取出骨灰，他才离去。他也是将近七十岁的人了，按理说完全可以不管这些事儿了。但是我们在他的眼里永远是孩子，他总是不放心我们办事儿，非得亲自张罗。
这几年我日子好过了，春节的时候给师父的孙子包红包。师父只象征性地留下一点儿，坚持把大部分钱都退给我们。他认为他是长辈，给我们花钱是应该的，但是不能花我们的钱。
汶川地震的时候，我到灾区采访。赶上一次六点四级的余震，我们刚从危险地带撤出来，我的手机响了，是师父的声音，“电视里说你们那儿震了，没事儿吧？”儿行千里母担忧，师父也同样担着心。
拜师二十多年，师父为我搭的钱就甭说了，光我在师父家喝的酒，就够一车了。师父说过：“我的师父就不限制我喝酒，所以我也不限制你们喝酒。”师父家的好酒——茅台、五粮液，让我随便喝，从来不心疼。
二十多岁的时候，师娘给我介绍了个女朋友，是个内蒙古的英语老师，安排在师父家见面儿。师父和师娘出去了，就为给我们腾地儿，让我们好好聊聊。我们干聊不过瘾，我打开了酒柜，想喝两口酒。赶上这女士也是海量，我们把师父家仅有的三瓶茅台喝个精光。那年头儿茅台还不好买呢，那是师父准备办事儿的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