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要成立新的指导机关——军委，便不得不搜出旧的理由，攻击旧的指导机关—一前委以至支部。他们提出攻击的理由最具体的是:(一)党代替了群众的组织，(二)四军党内有家长制。他们这种攻击又全陷于形式主义。党的组织代替群众组织，自有四军党以来就是严禁的，就前委指导下的工农组织说来，未曾有党的支部代替过工农协会的事，就兵士组织上说，未曾有任何一连的连支部代替过连士兵委员会的事，这是四军中有眼睛的人都见到的。至于党部机关代替了群众机关或政权机关，如纵委代替了纵队士委、纵队司令部、纵队政治部，前委代替了军士委、军司令部、军政治部，亦是从来没有过。但是少数同志的形式主义又要在这里发挥了，他们说党部机关虽没代替群众机关及政权机关，但实际上纵队司令部少向军司令部打报告了，军司令部淡了。少数同志们不知道这种现象是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之不同，纵委或前委的领导加强，一切问题(凡是他们所需要提出的)都能够提出在会议席上讨论决定，然后通知政权机关负责同志去执行，否则谓之自由行动(如自由支配财政、自由支配枪弹等)。这种表现是党部领导力量加强的证例，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是一种进步的现象。每次会议，政权机关的负责同志都是到会的，而意见也参加了，而且许多问题是要这些负责同志提议才能讨论的(如作战计划、官兵训练计划等)，大家都参加了问题的讨论和表决了，会后拿去执行起来，因而觉得行政机关简单了一些，自由了一些，于实际上究竟有些什么要不得呢?军长闲起了，但是党代表(与党部书记是两个东西)的闲起更甚，因为没有下级党代表向他打报告。纵队司令部少有报告打到军司令部了，但是纵队政治部打到军政治部的报告更少。不问后来的状态比从前行政自由支配、比从前报告打得多的热闹的时代——湘赣边界的初期，于工作上是否有效果，于斗争上是否更形便利，不从需要上实际上去估量，单从形式上去估量，这是什么一种共产主义者的态度呢?!请问实际弄得不好，形式上弄得再好看又有什么用处呢?!至于指责到湘赣边界的行委[19]，不问行委制度在边界斗争中收了多少效果，只是形式上以为是党的机关代替了行政机关而认为要不得，这又是同样犯了形式论的错误。这种形式论发展下去，势必不问一切事的效果，而只是它的形式，危险将不可胜言。边界的行委制度在边界的斗争上有过很大的效果，这是有眼睛的人都明白的，而且行委一面是在内的党部，一面又是公开的行政机关，有什么妨碍行政机关的系统的呢?
至于攻击四军党内的家长制，这个同样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观察。于此我们要先问什么叫做家长制，然后才可以知道四军内是否有家长制，不然随口乱说必定与事实不相符合。家长制的定义是:只有个人的命令，没有集体的讨论，只有上级委派，没有群众选举。如果大家承认是这个定义，那末，我们看一看，四军的党内有没有这定义所说的一样就可以知道有没有家长制了。四军党的集体的讨论，从支部到前委历来是如此的，各级党部会议，特别是前委纵委两级会议，不论是常委会、全体会，应到委员之外，差不多每次到的有非委员的负责同志参加。假若少数同志们患了善忘病的话，现在各纵队的会议录(三纵委有从去年五月起的全部会议录，不差一次)、前委会的会议录(有从今年起的会议录，不差一次)，可以去查。大的问题，如井冈山之出发问题讨论，东固之分兵讨论，此次之争论及分兵问题讨论等等，总是征求群众意见的。说四军党内只有个人命令没有集体讨论，无论如何说不过去吧?!说到各指导机关的产生，从支委[20]到纵委、前委是中央委派的，但这不能作为四军党内家长制的证明，四军党内事实上寻不出家长制。为什么少数同志有这种借口呢?这种话有什么客观的来源呢?是的，就是四军中有一种党部书记兼充红军党代表制度，一些同志分不清楚党代表与书记在职务上是两样东西，因为党代表与军官的权限历来没有弄清楚，时常发生争权问题，由是引起了头脑不清楚的人把党代表在那里工作看做是党的书记在那里工作了。三纵队几个连上的同志叫那个连的支书做“老板”，就是这样牵挂来的。要除去此弊，只有使党代表与书记分开，这是应该一面从内部找人，一面从外面多找人来才可以解决的(从前的兼任是因人材太少的事实，是大家都知道的)。形式主义之来源是由于唯心主义，唯心主义之来源是由于游民、农民与小资产阶级成分中产生出来的个人主义，这与小团体主义、流寇思想、单纯军事观点等等是在一条路线基础上的，只是一个东西。这种思想发展的另一方面必定是分权主义——也是代表游民、农民、小资产阶级的一种思想，而与无产阶级的斗争组织(无论是阶级的组织——工会，与阶级先锋队的组织——共产党，或它的武装组织——红军)不相容的。军委、前委分权的形式所以不能存在就是这个理由。
虚荣心、夸大、英雄思想等等腐败思想，都是以个人主义一个为头发出来的。
六、我们是唯物史观论者，凡事要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才能得到真相。我现举出了自有四军以来的历史问题的各方面，以证明近日的问题(军委问题，但原则问题)只是历史的结穴，历史上一种错误的思想路线上的最后挣扎。我们千万不要忘记红军的来源和它的成分，五月份统计，全军一三二四名党员中，工人三百一十一，农民六百二十六，小商人一百，学生一百九十二，其他九十五，工人与非工人的比例是百分之二十三对百分之七十七。讨论到个人思想时，不要忘记他的出身、教育和工作历史，这是共产主义者的研究态度。四军党内显然有一种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途的，是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我们必须和这种思想(主要的是思想问题，其余是小、节)奋斗[21]，去克服这种思想，以求红军彻底改造，凡有障碍腐旧思想之铲除和红军之改造的，必须毫不犹豫地反对之，这是同志们今后奋斗的目标。
至于我之请求离开前委，并不是消极，不参加这种斗争，乃有以下的理由:
(一)对于与党内错误思想奋斗，两年以来已经既竭吾力了，现在我又把问题的内容提出以后，使多数同志们作不断的奋斗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
(二)我在四军的日子太久了，一种历史的地位发生出来的影响是很不好的，这是我要指出的中心理由。
(三)我个人身体太弱，智识太贫，所以我希望经过中央送到莫斯科去留学兼休息一个时期。在没有得到中央允许以前，由前委派我到地方做些事，使我能因改环境而得到相当的进步。
(四)四军的党已经有了比较坚固的基础了，我去之后，决然没有不好的影响。党的思想上的分化和斗争既已经起来了，决不因我去而不达到胜利的目的，所以你的信上的后面一段是过虑的。自然我的工作我只能提出意见，决定要在党部，我没有离开一天仍旧可以随大家作思想奋斗一天!
c的敬礼[22]!
毛泽东
六月十四日于新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