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尔斯问:关于国共两党最近的和平谈判如何?
毛泽东答:谈判仍在进行。最主要的是两党共同政治纲领，这是两党合作的基础，如果没有共同遵守的政治纲领，则不能很好地合作。大纲的原则在实现民族、民主及民生的革命任务。关于军队之改编及苏维埃之改变诸具体工作，不久即将进行。至现在为止，国民党方面所表示的仍然不够，如对上海救国领袖之起诉[2]，对上海纱厂工人之待遇及对国民大会法规之种种限制，皆使人失望。
问:内战的危险已经完全消灭了吗?
答:内战的危机在表面上是过去了，但是内中仍然存在着，不过不是重要的了。如果现在说和平完全成功，会使群众对于“巩固和平”这一个运动表示松懈。目前全国规模的停止内战仍然没有做到。共产党方面已经指令散在全国各处的红色部队停止战争，但是国民党军队仍然“进剿”，如在闽浙赣边区、鄂豫皖边区、湘赣边区、湘鄂赣边区等处战争仍然在继续着，我们现在正向国民党要求停止这些地方的进攻。至于南京与地方的对立，也是存在着，惟有实行彻底民主，才能完全消灭此种对立与内战的危机。
问:共产党对南京各派的看法是怎样?
答:我们愿意和一切同情民族民主革命的国民党分子联合，对那些不同情的，作解释工作，使他们明了，使其不妨碍民族民主的革命。国民党左派的赞成和平、民主、抗战的运动正在发展，他们愿意全国团结，恢复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改造国民党，恢复其革命精神。另一部分人，他们的坚决性不够，对于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不彻底接受，对国共合作表示怀疑，他们挣扎着，人民的任务在推动他们，影响他们，使他们到人民这边来。又另外一部分人，所谓亲日派，也存在于国民党中，他们为全国所不满，国民党中的大部分也不满意他们，这部分人如不改变态度，将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国民党。
问:西安事变后统一战线得到了怎样的开展呢?
答:西安事变后统一战线是有开展的，国共两党的接近，是最主要的，其余那些怀疑共产党政策的，态度也有所改变，他们不反对国共合作；至于“左”倾分子反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意见，也比较减少了。但是文化界、学生界、舆论界对南京政府的不信任，却依然存在，因为南京迄未具体表示其彻底的坚决的转变，许多错误政策仍然保留着，致引起全国的不信任。我们说“大家应该工作”，南京之彻底转变有待全国人民之继续工作，不要等着它自动转变。统一战线的前途是有希望的，国内必须团结，才能达到抗日的目的，这是非常明显的。
问:国内各党派对统一战线的反应如何?
答:汉奸除外，其他一切党派，对全国团结都是同情的。有许多资产阶级人物对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所取的和平政策，表示欢迎与赞同，但是另外一部分顽固分子，却取反对的态度，这些分子如不改变其态度，不论其主观见地如何，实际确是帮助了日本帝国主义。据我们所知，反对国内团结最烈的人，恰是直接在日本指挥之下的汉奸分子，如托洛茨基分子[3]之流等便是明显的例子。这些分子的活动毫无疑义是汉奸的行动，对这部分人，我们的办法是尽量揭破其阴谋，使其在民众中间不能起欺骗作用，使全中国人民认识他们是全民族的公敌，以便群起而攻之。
问:地方实力派与南京对立的问题怎样解决?
答:地方实力派与南京对立的存在，是不利于对外的，我们的政策是尽可能地减少此种对立，达到团结对外的目的。为达到这个目的，南京与各省都应当接近一步，主要是在民主问题上有所进步，以后才能消除对立，走向团结抗日的大道。
问:在统一战线政策中，阶级斗争问题怎样求得其适当的解决?
答:阶级的矛盾，在阶级制度未废除前，是无法消灭的。但在抗日战争的面前，我们对这个问题应有适当的解决，因此在统一战线纲领中，我们提出给人民在政治上以民主权利，在经济上以生活的改善。工人农民受着政治与经济的压迫，起来反抗是必然的，只有给以民主权利与改善其生活，始能减少其矛盾。我们要在正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中的共同政治纲领里提出，给工农以集会、结社、言论的自由，普遍的选举权，对工人必需改良待遇，改善劳动条件，对农民应减租减税，关于土地问题，应以立法及其他适当手段解决之。
问:你们为什么把民主问题强调起来?
答:关于民主与抗日的关系，我已经在别的机会中讲过许多。以抗战求国内和平团结，没有民主不能巩固和平与真正团结，抗日要全国人民参加，没有民主则老百姓不能参加，无和平团结，无人民参加，抗战成为不可能，即战亦不能保证胜利。所以民主制度为对日抗战胜利之必要条件，非它不可。我们所以把民主问题强调起来，为的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