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我的头被透明树脂包裹着，监禁着，像永远被封在厚透明镇纸中的蝴蝶。”
那时候参加的新书发布会，无疑是我生命里最辛苦的事：那比我之前遭遇过的挑战都艰巨。为我安排新书发布巡回的一位宣传人员跟着我度过了超过一半的行程，后来我们成为难得的好朋友。父亲也参加了其中好几场，我们分开的时候，他每隔几个小时就打电话给我，几位很亲密的朋友也在场照顾我，我自始至终都没有独自一人待过。可以说，我并不是个有趣的同伴，然而深厚的关爱以及我对那份关爱的了解却胜似医生的药方。也可以说，要是没有那份爱和对它的体认，我根本无法独自完成巡回发布会，而是会流落在树林里找个地方躺下，待在那里直到冻死为止。到了十二月那种恐怖减轻了，是因为药物发生作用，还是新书巡回发布会结束了，我不得而知。最后，我只取消了一场发布会，从十一月一日到十二月十五日之间，我跑了十一个城市。在整个忧郁的过程里，我有几次还不错的状况，好像云雾消散的时刻。珍·肯扬，一位大半生苦于严重忧郁的女诗人，曾在诗中写到她忧郁症的发作：
忧郁症的过程
怀着疑惑和某个人宽恕了她从未犯下的罪过的苦涩我回到婚姻和朋友之中，回到粉红色的穗状蜀葵；回到我的书桌、书本和椅子。
十二月四日，我步行到位于上西城的朋友住所，那天我的情况还算可以。接下来几个星期，我感到快乐，并非因为这一段愉快时光，而是我竟然能够感到轻松。我度过了圣诞节和新年，行为举动似乎恢复成了之前的我。之前体重掉了大约十五磅，此刻又开始回升。父亲和朋友们都庆贺我的明显进步，我十分感激他们。然而我内心明白，我所摆脱的只是症状而已。我痛恨每天吃药，痛恨崩溃并且失神丧志，痛恨那个古板但却中肯的字眼：崩溃——它还暗示着将来要制约我。完成新书巡回发布让我松了口气，但也被那些我必须完成的事情搞得筋疲力尽。我在这世上是个失败者，别人与别人的生活把我打败了，我过不了他们的生活，也无法如他们一样工作，连那些我不得不做的工作都令我感到挫折。我回到了九月时的那种状态，到了这时我才知道事情会糟到什么地步。我下定决心绝不再重蹈覆辙。
自我解救
这种半康复的状态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前我的忧郁症最糟的阶段，也就是我连羊排都无法自己切的时候，我脆弱得连自己都伤害不了。然而到了之后的半康复时期，却觉得自己有力气自杀了。以前能做的事里面，我现在大部分都能够做了，不过仍然对每件事情都丧失了兴趣，觉得毫无乐趣可言。我一直强迫自己守分寸，但现在却有力气怀疑为何要这样逼自己，我找不出好理由。我特别记得有个晚上，有位很熟的朋友说服我和他去看电影。为了证明我还有快乐的能力，我独自去看了电影，并在那几个小时里和他人同乐，虽然他们觉得有趣的情节都让我感到痛苦。回到家时，我感到恐慌和巨大的悲伤。我到浴室里呕吐了好几回，就好像自己所感知的寂寞是身体里的一种病毒。我想，我会孤单地死去，因为没有什么理由让我再活下去。我想，那个让我成长的、正常的、真实的世界，同时也是他人生活的世界，已经不会再接纳我了。这些念头如流弹般在脑海里闪过，我在浴室的地上干呕，酸液沿着食道而上，当我试着控制呼吸时，却被自己的胆汁呛到。我想增大食量好让自己恢复体重，但那些食物好像全都要被吐出来似的，胃像是由内而外翻了过来，无力地悬吊在马桶上。我在浴室的地上躺了约二十分钟，之后爬回床上继续躺着。理智上，我很清楚自己又再度疯狂了，这种察觉让我更虚弱，但是我提醒自己，千万别让这疯狂得逞。我需要听听其他人的意见，即使几句也好，因为那能破除我内心的恐惧。我不想再打电话给父亲，因为他会担心，而且我希望这个状况只是暂时的。我得和一个头脑清明并能够给我安慰的人谈谈自己的冲动：当你疯狂的时候，只有正在或曾经疯狂的人才是你可以倾诉的对象，因为他们感同身受。于是我拿起电话，拨给一位老友。我们曾经谈过关于恐慌的药物治疗问题，她很聪明，对这个话题的态度也很开放。我想她能让我死灰复燃，找到堕落之前的我。那是凌晨两点半。她的丈夫接起电话，然后将电话交给她。她问：“喂？”我说：“嗨。”然后停下来。“发生了什么事吗？”她问。我当下很清楚自己说不出发生了什么事。我无话可说。此刻另一个电话响起，是在电影院遇到的某个人，他打电话告诉我，他在买汽水找零时可能不小心把钥匙一起给了我。我检查皮夹，钥匙果然在里头。“我得走了。”和老友说了之后挂上电话。那天晚上，我爬上屋顶，太阳升上来时，我发觉自己的举动荒谬如闹剧，而且十分可笑，如果你住在纽约，尝试从六楼屋顶自杀的话，就会了解这种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