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家医院的治疗政策下，“我曾患的精神异常性忧郁症会因为极度疼痛而加重”和“在缝伤口之前，先给我一个泰迪熊娃娃”一样被看作荒谬的事，这令我无法接受。在美国的急诊室训练教科书里，并没有教授关于和身体疾病相关的精神治疗方面的问题。在急诊室里，没有一个人具备哪怕一点处理精神疾病并发症的能力。我向他们求救，等于在向鱼贩讨牛肉。
那几个小时我处于剧烈疼痛中，苦不堪言。我觉得身体的创伤是引发精神创伤的主因之一，用这样的方式治疗身体创伤，却使精神创伤发作，那真是医疗上愚蠢的行为。当然，疼痛持续愈久，我就愈精疲力竭；痛处愈是受到过度刺激，情况就愈严重。在氢吗啡酮送来时我已经痛得发昏了。的确，在那间急诊室里，有人的伤痛比我严重，但为什么我们之中有人要忍受毫无道理的疼痛？
在这三天严酷的急诊室经历中，我竟然产生了自杀的念头，这是从我第一次严重崩溃以来从未再有过的想法。如果当时没有家人和朋友的二十四小时监护，我身心的痛苦恐怕早已经超越了能忍受的程度，而会去寻求最极端最迅速的解脱方式。树枝和藤蔓的“故事”再度发生。如果你看到地上发出小嫩芽，并认定它将来会长成纠结不清的藤蔓，立刻以拇指和食指两个指头将它拔除，之后就没事了。如果等到藤蔓已经牢牢地抓住整棵树时，那就需要锯子甚至是斧头和铁铲才能铲除，并挖出它的根。这种情况下，你不可能只去除藤蔓而不伤到一些树枝。我通常都能够控制自己的自杀念头，但是就像事后我向医院人员所说的，拒绝治疗病人提出的精神方面的疾病，会使像肩膀脱臼这种小状况变得致命。如果有人说他正在经历痛苦，急诊室人员应当予以适当的回应。在这个国家里，自杀的发生常常就是因为医生的忽视，如同我在急诊室遇到的状况一样，他们对于极度的疼痛（身体的或心理的）都毫不重视。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我再度崩溃。前几次的发作，我都会有哭泣的症状，但没有这次严重。我一直哭，光是合成制造这些眼泪，就已经是令人疲惫的事了。流泪过多使我的脸变得干裂，就像用尽了吃奶的力气却又做一件简单的小事一样。我还记得自己因为淋浴时发现肥皂用完了而放声大哭，因为钥匙卡在锁眼里两秒钟而哭。我觉得每件事情都极度困难，比如说，想要拿起电话筒，就像要做四百磅的握推举重似的。而且，我不只必须穿上一只袜子，而是两只，接着要穿上两只鞋子，简直就是想要彻底将我打败，让我想缩回床上去。虽然这一次我没有前几次发作时的严重焦虑状况，但偏执却取而代之：我开始害怕，每次我的狗离开房间时，我就认为一定是因为它不再对我感兴趣了。
这次崩溃有件事特别恐怖。前两次的发作都发生在我未服药的时候。第二次之后，我接受了如果要避免下一次，就必须永久服药的事实。我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持续四年每天服药。现在，我发现尽管服用速悦、盐酸丁螺环酮和威博隽，整个人还是濒临崩溃。这又该如何是好呢？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见到一些同样有过一次或两次崩溃经验的人，服药之后情况好转。也遇到有人服用某种药物一年后，再次崩溃，用了其他药物几个月后也同样复发——人们绝不能将忧郁症视为过去式而觉得安全。我原本以为自己属于第一种类型，现在赫然发现自己似乎是第二类。看样子，我很可能已经过了速悦能给予帮助的耐受期——人们的确会对这些药物产生抗性。如果是这样，我将进入一个恐怖的世界。在我的内心，我看见第一年使一种药物失效，第二年又使另一种失效，最后终于所有的选择都用尽。我看到自己的生命中，心理健康已成为不可实现的目标。
我的第三次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