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今时今日，如果有人坚持认为文学必须要有所批判，有所揭露，而不可以歌颂美好，不可以表达人世间的美，不能单纯只为讲好一个故事而努力，那他就是文学的罪人！甚至是文学的掘墓人！”
“刘培文，你这话什么意思？给谁扣帽子呢？”有人立刻就坐不住了，站起来斥道。
“我没有给任何人扣帽子，我说的是有人，也不一定是在座的各位，请不要急着对号入座。”刘培文也没起身，就坐在那里继续平淡的说着话。
刚刚站起来的人立马尴尬了起来。什么意思，对号入座的是我对吧？
“咱们国家的文艺发展的标准，一直是双百方针，”刘培文继续说，“其核心精神就是文学艺术应当可以自由的发展与讨论。文学应不应该响应社会发展需要？应不应该有批判的作用？当然应该、太应该了。”
“但是如果因为有需要，就认为文学只能用来批判、揭露，不能歌颂美好，那这样的文学，还能叫做文学吗？”刘培文质问道。
“这样的文学，根本不是文学！它只是一份判决书、是公审大会上的发言稿！”
“如今咱们国家在不断进行改革探索，在这样的时代，我们更不能够只看到错误的、不对的，应该站在更广阔的的视野上，看到那些属于人性中的美好，属于社会变革的积极意义。这也是目前很多记录时代发展的文学作品兴起、受到大家认可的原因。
“博马舍说，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而我要说，若赞美不自由，则批评同样是无根之水。
“如果文学失去了对美好的认可，失去了对发展的正面评价，文学同样会被普罗大众、被每一位读者所抛弃。到时候再坚持的所谓的批判性、揭露丑恶，没有人看，又有什么意义呢？
“不说我的作品，我承认我的作品确有其局限性，毕竟我也是新人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