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国际机场出站口，刘培文跟何晴的大皮箱较着劲。
何晴这次调任回国，带回来的行李特别多，足足两个大皮箱，刘培文伸手提过来时，忽然对何晴的臂力感到敬佩。
怎么女人的力气总能时大时小呢？
上了车，何晴絮絮地讲着自己离开纽约时的一些安排。
刘培文基本没听进去。
回到晴园，两具久未谋面的身体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
今天算是上体育课了。
“你说，我这提亲该怎么提呢？”
此刻的晴园卧房里，刘培文抱着何晴，俩人消化着刚刚的余韵。
“你问我？”何晴茫然，“这我哪知道啊？”
“那你姐那时候，张端怎么提的？”
“我姐结婚那会儿是79年，我还大一呢，那时候天天在图书馆泡着，我一个小姑娘家提亲又用不上我……”何晴回想半天，发现自己脑子里没有半点有用的细节。
“想不起来不要紧，回去偷偷打听打听嘛。”刘培文只能这样劝慰道，自己也是苦思冥想。
八十年代怎么提亲、订婚，他是一点儿概念都没有，看来还是得找人问问。
俩人聊着天，刘培文不安分的手又跳起舞来。
“还来啊？”何晴一声娇呼，“我下午还得去述职呢……”
“再复习一遍！就一遍！”
……
作家们的聚会照例在晴园召开，这次正巧人不多，来的都是熟稔的朋友，刘培文思来想去，干脆把自己的事儿端出来讲了讲。
果不其然，一众老头听得有滋有味，酒都多喝了一杯。
“要我说啊，你就是考虑得太多！”
汪曾其滋溜一口酒，夹起两粒焦酥的豌豆粒，塞进嘴里，嚼得唇齿留香。
一旁的邓有梅则是开口说着自己的看法：“你这情况，他们家里也清楚，再说了，你们都是自由恋爱，搞这么复杂干什么，要我说啊，直接结婚得了！”
“老邓你这话不对！”程建功放下筷子，提出反对意见。
“结婚可不是小事儿，按老话讲前后是过五关。就是再简化，总要有人说和彩礼吧？你跟燕姐毕竟年纪在这儿，双方也都没啥要求。人家培文可是头婚！”
“嘿！伱这话说得？我们二婚怎么你了？”老邓不乐意了。
“行了行了，别吵吵！酒都堵不住嘴？”一旁的李拓出言劝阻，“建功说的有一点是对的，这提亲，说到底还是谈彩礼嘛，不过培文你这——”
他朝着四周一比划，“你这啥也不缺，人家有什么好提的？”
刘培文只能在一旁陪笑。
现如今的彩礼与后世不同，大约都是几百元的彩礼钱，更多讲究的是三转一响、三十二条腿。
三转一响，就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和收音机；三十二条腿则是如大衣柜、五斗橱、写字台、梳妆台、沙发、床、组合柜等在内的各种家具，其实也并非一定之数，总归是家里有个七八件像样的家具，不止于家徒四壁，达到了三十二条腿，就算是小康之家了。
这三转一响、三十二条腿更多的是对提亲者的要求，而非彩礼，就跟后来的丈母娘们问你有没有车、房是一样的。
“那也得有人说呀！”
汪曾其终于放下酒杯，开口说道，“像培文这种情况，家里没长辈在，那就应该是单位里去说，工会……哦你们没有，那就是你们领导，唐音嘛，让他去说！”
八十年代的城市里，单位就是职工一辈子的依靠，可以说生老病死、婚丧嫁娶无所不管，有什么事儿就问领导，总有人帮你出头解决。
大一点的单位，干脆连子弟学校都有，孩子从育红班到初中毕业通通包圆，毕了业还能顶替老一辈再进单位，企业之内自成王国，可以说职工的一生都跟单位绑定在一起。
这种情况下，领导充当家人、介绍人是非常普遍的。
刘培文闻言点头记下，又抛出一个问题。
“那定亲宴呢？这双方家长可怎么搞？也让领导上？”
“你不是有個叔叔吗？他不来？”程建功开口提醒。
“问了，叔叔这两个月忙着弄烟叶呢，村里一大帮人，他要是走了准乱套，实在脱不开身，只说等结婚的时候肯定要来。”
“既然你老家的叔叔不来，”老汪同志眼睛一转，眉开眼笑，“我们这些在燕京的叔叔，你挑一个吧？”
“老汪这什么意思？”
刘培文不干了，“平常一口一个老大哥叫着，到正事儿了，摇身一变成叔叔了，那不都差着辈分吗？”
邓有梅笑道：“不然怎么办？难道我们去了，就跟老何说‘兄弟啊，我一个弟弟看上你家姑娘了，从今以后咱们各论各的，他管你叫爹，你管他叫弟！哎他爹你别生气啊，让弟弟给你倒杯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