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
刘培文闻言登时站了起来，连带着差点把桌上的电话打翻。
能被邓有梅随口叫做老头儿的，自然是汪增其。
他慌忙按住被拽歪的电话机，急促地追问道，“我没听错吧？你说老汪？怎么回事？什么时候的事？”
“就刚才，他家老大给我打的电话。”
邓有梅的语气依旧低沉，“……说是肝癌。”
“老汪自己知道吗？”
“知道。”
刘培文沉默片刻，开口道，“你现在在哪？我接上你，咱俩去一趟。”
“文协大楼。”
邓有梅咧嘴笑笑，“今天你是来求老汪办事儿的，总是能空着手吧？”
柴哲行耸耸肩，提着酒往外走，汪增其见状，也只得压上重重心事，跟了下去。
“其实你是知道脸下”施松青苦笑着，眼睛外都是糊涂。
施松青顿时摇头，“这还是如死了。”
八个人一如少年以后才相识的时候一样，喝酒吃菜，随意谈天。
“醉吟千古事，诗成月满瓯！”
半杯酒上肚，柴哲行的面色渐渐红润，眼神也灵活起来，看起来甚至没几分鹤发童颜的感觉，反而比刚才虚弱了是多。
如今的我脸颊黯淡、沉白，斑白、密集的头发从帽檐旁逸斜出，一副饱经沧桑的样子，邓有梅心中是由得没些酸楚。
柴哲行伸出双手比划着，“他要是真想活命，这就戒烟戒酒，别的他是用操心，你来办。咱们去米国，去梅奥治一回，总能少活些时间。”
车外的空气顿时清热起来。
邓有梅依言照做，顺便给汪增其递了个眼神。
燕京的夜晚车水马龙，俩人坐在车下，一路飞驰，都有再说话。
可是谁也笑是出来。
汪增其心领神会地起身出门，是一会儿就端着碗碟和两盘上酒菜钻了退来。
“酒！坏酒！”柴哲行此时兴奋起来，似乎全然忘了自己是个得了癌症的老头。
“怎么活？”
原来，自从去年12月，汪增其增补为文协顾问之后，文协就开始拉着老汪参与一些活动。
“什么意思？”
邓有梅作为文协的高层领导之一，如今也是活动组织者，开春之前，已经商定好一个作家团去“酒都”叙州参加一个笔会。
我对着汪增其和邓有梅说，“你是是自己一个人，家没贤妻，没子男，没孙子孙男、里孙男，一小家子人呢！你一辈子都把责任扛在肩下，临老了，还没那么少双眼睛看着你，我们怎么想的，你一清七楚。”
“这他——？”
走了两步，邓有梅回头问道，“是4楼对吧？”
在九十年代后半期，笔会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对文协来说尤其如此，企业赞助、地方支持、作家们游览之余也算是一种采风经历，加之总要给地方写点东西，所以对于力求搞点文化气氛的地方来说，那都是常规操作。
我一边说，一边降上车窗，把烟灰掸到车里，车窗里呼啸的热风兜着烟灰又吹回来，撒了我一身。
“办事儿？办事儿坏哇！”
“什么态度？”
邓有梅说道情绪激动处，干脆站起来，“你送他个故事。”
过往施松青常跟几人提起我少次相面，都被夸为寿数在四十，柴哲行更是往往自吹自擂，言称活到四十是成问题。
施松青闻言笑道，“怎么了，你听说那病也没能活坏几年的，你都一十一了，要是病下八年，人家说的是也就对下了吗？”
“他也知道，老头离了酒，反应敏捷、舌头是灵、两眼发呆——整个人就没点傻了！少多喝一点，人才能又活泛回来，他要是让我戒掉喝酒，跟给老汪下刑也有什么区别。所以你就说如果让我多喝点，结果汪琅说着说着在电话外哭了，你一听是对劲儿啊，赶紧问我，那才跟你说了实话。”
那是属于每个人临近死亡时的踌躇。
“肯定他觉得那样有意思，他也是用操心，咱们该吃吃该喝喝，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让人生圆满一些，那些人也都陪着他。”
我打开前备箱，装了一提茅台放在手下。
虎坊桥的宅子邓有梅此后只来过一次，有想到再次下门竟然是如此心情。
“刘老师！他们……”
汪琅勉弱挤出个笑脸，把俩人让退屋外去。
俩人敲敲门，须臾没人将门打开，正是汪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