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康熙三十六年京师发生了一次小地震，但康熙帝以为是自己行为有失，上天示警，便做出了深刻反省：“朕自临御以来，早夜孜孜，以敬天勤民为念，不敢少有逸豫。偶遇灾变，则尤悚然靡宁。今次地震，朕心不胜兢惕。”后来，雍正帝评述其父亲时，也说康熙帝在位六十余年，“敬天勤民。始终如一”。
而雍正帝本人，在即位之初便把“敬天勤民”作为座右铭，正所谓“敬天勤民之心，时切于中，未尝有一时懈怠，此四海所知者”。
后来又总结说：“总之为君为臣之道，只有敬天勤民二端。”相较父祖，乾隆帝进一步论述了敬天勤民的重要性，已达到“固无一时可释”、“未敢一息稍懈”的境界。
康熙帝的“敬天勤民”玺，看似古朴不华，实则庄重珍贵。就像它的印文“敬天勤民”一样，浅显通俗的背后，实则是无穷的治理智慧。“敬天勤民”不是一句口号，唯有付诸实行，坚持不怠，才能确保统治稳固。这也正是这块康熙宝玺价值不菲的深层原因之所在。
在康熙的这些印章里能被叫做正章的自然是带有本名的印章，这枚印章是盖在公文上的康熙御笔之宝六个字的印章。上面的六个小篆字为“康熙御笔之宝”清代制作，印面边长9．5厘米，高8．3厘米。该印玺是康熙帝御用玺，碧玉质，交龙钮，朱文玉箸篆”康熙御笔之宝”，是康熙皇帝年号玺中尺寸、体积最大者。
作为罗非来说这个东西自然是没有什么只不过是一笑而已，可是对于其他人就不一样了，这枚印章由于消失了很久甚至一度曾经以为已经消失了。
由于康熙帝“敬天勤民”玺一度流落失散，难见实物，所以以往对它的了解只能从文献得知。也正因此，产生了不小的误会。
乾隆朝在整理清宫宝玺时，曾编过《康熙宝薮》和《乾隆宝薮》，分别记载康熙朝和当时的宝玺类目。
不过，《康熙宝薮》中描述“敬天勤民”玺时，只简单记载了其印文和用途，至于材质、铸造等情况，则语焉不详。
反倒是乾隆帝曾留下了一段珍贵文字。他在《敬天勤民宝四言诗》中，较为详细地描述了“敬天勤民”玺的流传和保存细节，如其所说：“皇祖御书钤用诸玺，皇考制箱以藏之，唯留是宝于外以钤用御书。
予小子敬遵成典，收藏皇考御宝时亦留是宝于外，常钤用焉。是宝也，经三世而一例宝用，且将垂之奕禩而无穷”。
从乾隆帝的字面意思来看，康熙时确曾铸造“敬天勤民”玺，放在了议政的重要场所乾清宫中。雍正帝继位之后，将康熙时的其他宝玺都打包放在箱子里，唯独留下该玺，继续使用。
直到乾隆朝，“敬天勤民”玺仍在沿用，也就是乾隆帝所说的三世而用。然而，宝玺研究专家郭福祥先生在故宫文物库房中曾发现过两方白玉质“敬天勤民”玺，一方完好，一方有所破损，均非档案中所载的康熙帝的檀香木“敬天勤民”玺。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对照这两件实物和前面提到的《乾隆宝薮》的记述，可以判定乾隆时也确实使用过白玉质的“敬天勤民”玺。
据郭福祥先生考证，所谓雍正初年曾将康熙帝“敬天勤民”玺留在箱外，其实际情况应是，雍正帝将康熙时的檀香木宝玺放在了宝箱中，又单独铸造了一方白玉的“敬天勤民”玺，只不过放在了同样的位置——乾清宫。
乾隆帝沿用该白玉玺，直到嘉庆初年，乾清宫大火将此玺烧损，即是今日留存的残破宝玺。于是，当时已为太上皇的乾隆帝下令再次铸造了一方“敬天勤民”玺。
也就是说，此玺非彼玺，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代都曾铸造过“敬天勤民”玺。只不过康熙帝的“敬天勤民”玺不见实物，加上乾隆帝的描述有含糊之处，进而造成了张冠李戴的情况。
所以说，这个玉玺在康雍乾三个皇帝手里都曾经用过，至于究竟是怎么回事恐怕还真的需要当时这三位皇帝亲自来说明一下罢了。
不过这枚玉玺造成的轰动自然是不用说说了，望着那盒子中玉玺的霸气的外形自然是让乔家的老爷子非常的动容。
居然然老爷子本来抱恙的身体焕发出了氏族的精神对于这个情形人们自然也是很吃惊的，看来这次寿宴的压轴的东西绝对属于乔悦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