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让人绝望的是，官府还时常提前预征赋税，动辄预收一两年，各类临时摊派更是说来就来，毫无定规。
今天要收“日军慰问捐”，明天要收“工事建设费”，后天又要收“粮食储备摊派”，只要日伪有需求，就会想出各种名目来搜刮民脂民膏。
苏荣茂作为船运公司的老板，深有体会。
他的船运公司，每年要缴纳的各类税捐，就占了总盈利的一大半，还要时不时地打点日伪各级官员，否则，生意根本做不下去。
相较战前，如今江城商户与船运行业的整体税负，翻了数倍不止，大半盈利都被层层税捐、人情孝敬搜刮而去。
小本生意人艰难度日，朝不保夕，说不定哪一天，就会因为交不起税捐，被日伪抓起来，倾家荡产；稍大些的船运商行亦是负重前行，一面要应付日本人的强征勒索，一面要打点伪机关各路官员，还要应对同行的竞争，繁重的赋税和各种压力，压得市面百业萧条，人人皆被苛政重税压得喘不过气，敢怒而不敢言。
苏荣茂心里清楚，沦陷后的江城，早已被日伪牢牢把持着市面财税。
这座沿江中等城市，伪市公署全年各项正税、杂捐、码头过境规费加在一起，总收入高达伪币一百二十万至一百五十万元，折算成市面暗地流通的银元，大概有十五万大洋上下。
这一笔巨额财富，大多都流入了日伪官吏的腰包，一部分用来养活驻扎在江城的日军，还有一部分，被日伪高层挥霍一空。
城内的商号、沿江的船行、码头的搬运各业，都是被盘剥的对象，大半盈利尽数填进了税卡与日伪官吏的腰包。
市井百业被重税压得日渐萧条，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野，整座江城都笼罩在苛捐杂税的压榨之下，一片死气沉沉。
可对于日本人来说，这些钱根本不够养活一支军队，不够支撑他们在江城的统治，更不够满足他们贪婪的欲望。
所以，他们才成立了经济委员会，专门管控江城的经济大权，目的就是为了更集中、更高效地搜刮民脂民膏，将江城的财富，源源不断地输送给日本军方。
经委会的成立，看似是为了规范市场秩序，实则是日伪进一步掠夺江城经济的工具。
而顾青知，就是这个工具的掌控者，手握生杀大权，决定着江城所有商户和船运行业的命运。
负责接待苏荣茂的办事员，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神色恭敬，却带着几分警惕。
他得知苏荣茂的来意后，不敢耽搁，连忙将情况汇报给了曹易文。
曹易文此时正在办公室处理文件，得知苏荣茂深夜来访，心里也有些诧异。
苏荣茂与董昌华是竞争对手，这个时候来经委会，想必是为了顾主任被刺杀的事情，也为了苏家能脱干系。
曹易文不敢擅自做主，连忙拿着电话，拨通了顾青知的办公室电话，将苏荣茂来访的消息，一五一十地汇报给了顾青知。
电话那头，顾青知的声音依旧平静，听不出太多情绪，只淡淡说了一句“让他上来”，便挂断了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