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有百分之三十四的投票权；算上把投票权委托给集团主席的这两千四百多万股票，集团则掌握了百分之三十六点一的投票权。两边都超过了行使一票否决权的最低标准——”我低着眉，“冒昧地问一句，您是因为这一点，才一直不看好保留公司整体框架的尝试吗？”
他应了一声：“这是一部分原因。”
“好的，明白了。”我即刻接话，“尽管无法直接取得绝对控制权，好处是，对方也没有这个机会。我会建议我们将重点放在公司的相对控制权上，也就是确保集团方面没有办法获得超过百分之五十的股东的支持。”
“你的表述很有趣。”大老板眯了眯眼睛。
我笑了一下：“是的。我们争取到至少百分之五十一的投票权，这也是一种方案，但伴随着无法承受的风险。然而，只要让集团方面始终无法提出一些决定性的战略……”
大老板盯着平板略想了一阵：“这百分之五的没有命名的股份是指什么？”
“我在我们18年五月递交给sec的实益人报告中看到，当时cto持有约百分之五的股份，但去年的年报里没有披露相关的信息。我在想他是否刚好减持到大股东线以下了。”
“他现在有百分之……”大老板别过头。
乔瑟琳道：“他的投票权目前在百分之二点七左右。售出的这部分股票，交易都发生于最近三十六个月内，证券拟出售报告上有更详细的信息，如果你需要的话。”
高管抛售股票要严格遵循慢走和披露程序，听到乔瑟琳说投票权的比例，我对cto目前持有的股份有了大致的估算，向她点点头致谢。
现在不是讨论细节的时候，我又问：“首席科学家的持股数没有变动过，对吗？”
“梁衡现在有百分之六点四的投票权。”大老板作了肯定，顿了顿，道，“他可以信任。”
“好的。”我暗自记下，“嗯，最后就是coo的股票了。我在想，最开始，他应该持有不少数量的b类股？”
大老板摇了摇头。
我正试图领会这个肢体动作的深层含义，乔瑟琳已接了话：“他持有的多是a类股。瑞杰的股票大约在一千五百万左右，已经流向了实控人为主席的一家金融公司，这部分投票权在百分之一点五。”
“谢谢你，乔瑟琳，这条信息很有帮助。”我带着谢意笑了笑。
如果要讲凯文方面的跟进情况，现在就是最好的邀功时机。我犹豫片刻，今天要向大老板阐明的各项内容事关重大，coo是钦定“太子”之事一讲出来，恐怕就喧宾夺主。
想到这里，我说：“公司中还有任何人持有较多的股票吗？”
“就是你在年报上能找到的那些。”仍是乔瑟琳回应了我的问题，“在锁定期结束后，大部分人都选择了套现。”
我点点头：“所以大约有百分之二十二的股份在公开渠道尚无法明确归属，其中是否有持股超过百分之一的人，对于外界而言是不可知的。”
“不能这么算。”乔瑟琳说，“我们向投资人公开的报表当中列出的，是高管持有的股票数额，个人增持行为带来的股票增加也算在内。详细数据连同其他股东的持股情况，”她与大老板对了对眼神，“稍后我提供给你。现在你可以知道，这个基本面上非公开的持股人，持股比例约在百分之二十三。我想这其中的差异对你的方案来说很重要？”
“是的。”我看向乔瑟琳，又向他们进一步说明，“取得相对优势这个目标，在目前的情况下，我的判断是，它会很有挑战性。这种困难不仅是在我们这里存在，对于集团方面而言，道理也是一样的。双方都掌握了超过百分之三十四的话语权，因此，抢夺剩下的话筒会变得十分艰难。”
这时，我第一次从个人收益以外的角度出发，感谢起我们公司高昂的股价来。由于极高股价带来的可观的成本，目前，这个僵持的局面很难因为某些个人的意志而变更。即便某一方想要通过收购或回购的形式增加自己的占比，大笔资金的动用仍然需要完善的、足以向董事会交待的设计，必然耗费不少工夫，并且伴随大量的会议。
而一旦陷入会议当中，议程的落实就容易遥遥无期。这是在写字楼里生活的人应当有的觉悟。
“剩下的绝大部分股票都分散在一般机构和个人投资者当中，这一批持股人是我们最后的希望，如果事情恶化到失去平衡，那么至少我们还有一场舆论战可以打。不过，比起争取零散投资者或是一些小股东，我们不如换个方向，确保集团能获得的支持始终不超过百分之四十九。”
“说服他们不将票投给集团？”大老板微微皱眉，“这比起说服他们投票给我们，似乎并没有轻松多少。况且这是有风险的，小股东不会贸然给出代投票委托；即便争取到了代理投票权，到了股东大会上，只要他们到场，随时可以换边站。”
“您所说的完全正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做的，是说服一位大股东选择弃权。”我道，“只要南方的巨头不站在集团一侧，这次博弈甚至不用开场。”
大老板若有所思，看向我，面带欣赏：“你希望怎么做？我想你一定知道，被你选中的这位大股东，同时也是集团的大股东。有什么理由能让一个人的左手去厮打右手？”
“有一个办法。”我顿了顿，道，“我们卖一部分股票给我们的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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