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的话题我选得很务实，粗略介绍了我司的地缘发展成果以及多年来我对东南亚市场的一些感悟。看得出来大家都听得很认真，那“小兵”则明显对技术性的话题更感兴趣，全程主动追问过两次，他们那边的高管脸色如常，别说眼神警告，连个诧异的瞬间也寻不着。
回到公司，我说：“那个人应该是他们集团总部的，不像投资部门的人。”
“他会不会来自于隔壁公司？”乔瑟琳显然认同我的判断，但仍保持谨慎。
我摇摇头：“我们的邻居的雇员不会这样公开地出现在我司，他肯定是从国内过来的。但是职务……”
信息太少，我无法做出判断。
“那不重要。”乔瑟琳当即道，“他们有意隐瞒，说明对方身份敏感；可是人露了面，又说明不怕被查到。这意味着他们对于这笔投资很谨慎——但也十分重视。”
我微微颔首。
已到了继续开会的时间，大老板仍未回来。乔瑟琳将他的位置空着，我则坐老黄下手。他大约是在四点一刻回到主席位上的，今天的会议很熬人，车轮战，我们这些并非主打、时不时能休息的员工都受不住，乔瑟琳熬了一整天，竟还保持着充沛精力。
我也不晓得在如今这样的情况下，她的电力充足，是否只是虚张声势。
早晨拉了我手臂的乔瑟琳，眼中的情绪不会作假。
到底是前辈啊，我心中百感交集：有朝一日，我会修得这样的百张面孔，我会彻底地公私分明、会干脆抛弃我的一切吗？
这世上什么样的感情都容易克制，唯独愧疚是人所不能掌控。正因如此，道德构成公序良俗的底线，而众人心中的准绳，属于大众的“善”，恰恰来自于愧疚之情。
效力于利的人，也配拥有良心吗？
晚上大老板是和崔女士一块儿离开的。我没亲眼看见，但有个证据：乔瑟琳没有跟车。
看到我的时候她似乎一点儿也不惊讶，摘了口罩，脱下刚背上的包，随意甩到桌边，又朝旁边空的办公桌椅努了努嘴。大老板办公室外边儿有三张独立的办公桌，但只有乔瑟琳一个人用。
这种局面，恐怕维持不了多久了。
我过去把包放下，推着椅子的靠枕直到乔瑟琳的桌前，她让了我半边位置。我说：“你有时会不会觉得，这张椅子是为男人设计的？”
乔瑟琳抬了抬眉毛：“怎么讲？”
“我觉得我已经足够高了，至少高于平均水平。”我坐下来，又扶着椅面往里坐得深了一些，往后仰躺，示范给她看，“这东西根本没有在支撑我的脖子。为什么人体工学椅的设计师会觉得我们需要被撑住后脑勺？”
她垂着目，沉默片刻，忽然笑起来：“也许是因为我们的头脑太贵重了？”
她很少这样笑。
我略感意外，望着她，只是问：“太贵重，以至于无法承受过劳休克时的一摔吗？”
乔瑟琳笑着摇头，拉开办公桌一角的文件柜，“啪”“啪”拍了两个玻璃杯在桌上，拿起酒瓶晃了晃：“要不要来一点？”
我看了一眼，点点头：“给我一小杯就好。”
她拿出来的是一大瓶伏特加，酒瓶里还剩大约一半。看这架势，乔瑟琳向来是纯饮的，我有些没料到。我不知道她有喝酒的习惯，而且伏特加是那种很无趣的酒，除了酒精味就再无其他，无法讨好味蕾，只能满足身体对酒精路径依赖般的渴望。
我不爱喝酒。
但今天，我是一定要和乔瑟琳喝一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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