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梁斌报考的大学给《玮城春秋》编辑部发来一个传真，让他们回寄一份关于梁斌的政审报告。
学校怕编辑部不配合，也给梁斌打了电话，让他去一趟原来的单位，要那里的领导开一份政审报告，虽然只是走个形式，但该有的东西还是得有。
梁斌与汪大艰势同水火，木二工作室开业那天，两个人就碰到过，都假装没看见，谁也没理对方。如今要编辑部出具政审报告，梁斌自然不能找汪大艰，只能去求助晏超然，就给后者打了电话。
两个人想到一块儿去了，晏超然也正想和梁斌说这件事，只不过他要说的是坏消息。
学校在给编辑部发传真前，先打电话到了办公室，也就是几个编辑办公的那间屋子，是臧雪接的。但是办公室没有传真机，要接收传真，得去汪大艰的办公室。
编辑部的复印机、传真机、彩印机本来一直是在办公室里的，大家用起来也方便。
梁斌“私带”朋友查阅编辑部的资料，让汪大艰意识到，必须加强对本单位各种公共物品的监管，于是就让人把复印机、传真机和彩印机都搬到了他屋里。
把东西都放在自己眼皮底下，一方面可以强化对办公设备的管理，管住了物，也就管住了人；另一方面，他自己用起来也方便，想怎么用就怎么用，谁都看不见。
如此一来，在单位里收发传真想逃过汪大艰的眼睛，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臧雪去汪大艰办公室接收传真时，也没有多想，如实转述了电话内容。汪大艰看过传真之后，当时就给留下了，并说政审报告他会亲自写，亲自邮寄。
如果汪大艰不知道梁斌报考的学校要编辑部开具政审报告，晏超然还是有办法的。他可以使用单位里空白的公文纸，打印一张没有公章的政审报告，邮寄给学校。上面带有编辑部的红头名称，学校或许会认可。
假如学校不认可，一定要加盖公章的政审报告，晏超然还可以带梁斌去文化局求办公室主任，就说梁斌报考的学校要求编辑部的主管单位出政审报告，让他们盖章，这样也能蒙混过关。
但现在汪大艰已经看过了传真，还说了要自己写、自己寄，按照他的性格，编辑部其他人想插手，门都没有！事情已经没有回转的余地，天知道他会不会在报告里恶意中伤梁斌。
晏超然将这些事情告诉梁斌，梁斌一气之下说:“让他写去吧，爱写什么写什么！我还就不信了，我又没有干过违法犯罪的事，他能把我怎么样？！”
又过了几天，学校给梁斌打来电话，说他的政审报告有问题，上面罗列了他各种缺点，诸如工作懈怠、不遵守工作纪律、公然与领导对着干等等，要他去找编辑部重新开一份。
梁斌问打来电话的老师，政审报告可不可以没有公章，对方明确说不行。他还问梁斌，究竟是怎么得罪了原来单位的领导，实在不行就买点礼物去求求人家，别为了这么一点小事耽误了录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