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的银行虽然没有在次贷危机中受到太大损失，但是希腊政府体系收支的混乱使得政府出现巨额赤字，并且把银行拖垮。作者分析说，希腊民众已经习惯于以牺牲公共利益来追寻自己的利益，这才是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真正根源。相比之下，引发希腊政党更迭的修道院行贿丑闻只是揭开了希腊政府隐藏的巨额赤字，但是却往往容易被作为引发主权债务危机的替罪羊。
虽然爱尔兰的银行并没有过多投资美国次贷资产，但是他们集中涉足爱尔兰国内的房地产泡沫，在美国次贷泡沫破裂后引发的连锁反应中受损严重。债权人基本是外国投资者，本来不太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不过爱尔兰政府并没有让银行债务违约，而是选择国家承担债务，进而使得爱尔兰也加入到了主权债务危机国家之列。作者认为，爱尔兰政府的此种行为或许可以从其隐忍的国民性格上找到答案。
德国在此次主权债务危机中始终有意无意地被期望扮演救世主的角色，欧元的命运在很多时候实际上掌握在德国人手中，作者认为，这一地位来自于德国人的谨慎和克制。或许德国人由于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和恶性通货膨胀留下的惨痛经历过于深刻，使得他们在面对信贷扩张时保持警惕，没有出现大面积的房地产价格暴涨和过度消费信贷。但是作者的描述为我们揭开了德国人的另一面，德国人外表光鲜，但内里却未必像表面看起来的那样，他们虽然在国内保持克制，但是商业银行在海外的次贷和主权债务投资中也是近乎疯狂的，在危机中也受伤惨重。而且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德国人对于市场交易规则过度迷恋使他们受到华尔街投行的愚弄，在不少场合成为了接盘的傻瓜。这一特性也使得欧元诞生的基础—《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订存在根本性缺陷，当时的德国之所以会接受该条约，也是认为其他成员国会严格遵守条约中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