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专心耕种，那么就很少有奸诈之事，而且看重自己的故土不愿迁移，民众专心于农耕作战，那么就能用奖赏和惩罚的办法来鼓励上进，民众专心于农耕作战，就可以用他们来对外作战。
民众同君主亲近，并为了法度去牺牲自己，因为他们一天到晚去从事农业。
民众如果不可以被使用，是因为他们看见靠空谈游说的人待俸君主也可以使自己得到尊贵的地位，商人也可以发财致富，手工业者也能以此养家糊口。
民众看到这三种人的职业安适，又可以得财利，就一定会逃避农耕和作战。
逃避农耕，那么民众就会轻视自己的居住地。
轻视自己的居住地，那么就一定不会替君主守土作战。
凡是治理国家的人都害怕民众散漫而不能集中。所以英明的君主都希望民众能将心思集中在农耕上。
抑制商人是因为害怕人们看到商人的富贵而不愿意再从事农业，不从事农业则人民就不能为君主作战了。
在这里商鞅反复强调了农民比商人好的地方是“重居”，也就是不搬家。如果人民“轻其居”就不能为皇帝服务了。这是什么逻辑呢？
真实的原因和中央集权有关，法家在战国时期兴起，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动员国内力量进行战争。
如果要动员国力，无非是两样东西，一个是兵，一个是粮。你是秦王的话，怎么招兵？怎么征粮？你认识每个老百姓吗？所以你需要户籍制度。
每个人都必须登记在册。
而如果要搞户籍制度，就必须要求人民不能随便迁徙，否则一旦每个人都随便搬家，户籍就乱了，有的人就可能逃脱兵役和税收。
农业恰恰既可以提供军粮，又可以束缚人民不去迁徙，所以才要提倡。
在古代社会，保证人民定居不随便迁徙是最重要的事情。
朝廷会设立刮户使一类的职务，专门搜索那些逃掉的民户，把他们编入户籍。
作商人利润大，比农业轻松（当然风险也高，容易亏本），但是却不可能定居，所以政府是非常害怕商人成为人民最喜欢的职业，一旦大家都经商，兵员和粮食（指政府能征到的粮食）都会很成问题。
然而这还不是打击商人的唯一原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让老百姓穷！
因为老百姓穷才会贪图政府的赏赐，才方便统治。
历朝历代政府打着“均贫富，抑兼并”的旗号，实际上不是为了大家共同富裕，而是为了大家一起贫穷。
国库里堆满财富，老百姓没有明天的粮食（又刚好饿不死），是天朝历代朝廷最高目标。
所以商人因为有钱，就最不会贪图政府的赏赐，也就最不会和政府合作，也就成为政府打击的目标。
所以打击商人根本不是什么生产力低下，而是中央为了强力的控制人民而采取的方法。
现在之所以不说，可能是因为本朝早期一直延续这个制度，用户口和粮票限制农民进城，控制农村，从农业汲取财富供养工业。
从深层次看，民间商业是天然反专制的，民间商业的积累最终会导致一些身份卑微的人，非常富有。
商业发展后会使得交换关系深入人心，从而动摇封建专制的基础——人身依附关系。
其实教科书上的很多都是有问题的，比如“封建制就是地主土地所有制”，照这么说天朝政府就是最大的封建势力，他直接间接的控制了全国的土地，这显然是不对的。
封建制的根本是人身的依附关系，财富通过人与人的依附关系，以政治力为手段进行分配，而商人则完全不是靠这种方式分配的，商业靠的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市场，以交换为手段进行的分配。
一旦商人的分配方式得到全社会的认可，那封建制度下的分配方式就不可能继续维持。
商人不创造财富吗？
我们试想没有商业的两个地方a和b。a地适合种米，b地适合种桑。在没有商业的情况下，a地必须划出一块非常适合种米的土地，种很不适合的桑，b同样也要划出一块本来非常适合种桑的土地，改种特别没有效率的米。
一旦出现商业，就会发现a地的米又便宜又好，b地的桑又便宜又好，这就促使a地种桑的人改种米，b地种米的人改种桑，使得a地b地的产出同时增长，增长的部分就是商人创造的隐形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