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厚照觉得或许先这样试试也还不错，“盐政关乎江山社稷，也不能你我君臣在这里便议定了，还是要阁部官员共议，礼卿，你退去之后也可试着完善这个做法。朝廷也要减负啊。”
“陛下，还不止如此。盐业是巨利，若朝廷拍得价高还好，拍得低了，其中利润岂不尽为盐商所得？”
顺带一句，两淮盐引是食盐里面价格比较高的。所谓盐引壅滞，大部分是指两淮、两浙。像山东这些地方的盐场，是开中有余，甚至无商可中。
所以这其实是基于现状、综合考虑的选择。
或者灶户就干脆逃亡，逃亡之后盐产量下降，又加剧了守支问题。
首先出现问题的就是“守支”，盐引的本质其实是一种‘欠条’，按照道理来说，商人拿到盐引守支，就可以取盐。
开中法施行以后，边境地区的粮食问题大为缓解，以至于出现“九边积谷为多、物多价贱”的局面。正统、成化年间明朝东部的辽东、西部的延绥和宁夏等地的粮价大约为4-5石/两。
顾佐缺乏现代经济理论知识。但是朱厚照是知道的，盐业从最早的官办官运，改为明代的官办商运，其实是一种效率的提高。
作为阁臣，他考虑的自然是朝堂情绪。
“杨应宁在西北之局，是复套成则生，复套败则死。礼卿难道也想让盐法框住你？假若盐法改革不成，你身死事小，朝廷的盐法就此僵化、无人敢动，这才事大。”
也因为这个标志性改革，所有的问题似乎都变成了是叶淇一个人造成的。
这个时候商人怎么办？
没办法，只能花银子去结交权贵和势要，这个行为就叫“买窝”。
现如今反正就是他和顾佐君臣两人，朱厚照也就把自己的想法尝试着说出了口，“礼卿，你觉得……若是将盐场也交给盐商如何？”
其一，守支问题非常严重，商人又不是冤大头，他都知道支不到盐，谁给你送粮食去？
因为后世之君也像成化、弘治这样把盐场的拍卖权赐给一些权贵的话，那就实在没办法了。
然而明朝盐法的败坏根本上是官僚系统的腐败，叶淇做的事在成化年间也有大臣奏请‘将本色改为折色’。而之所以有这样的呼声，就是因为商人困于守支，已经搞不下去了。
内商也不愿意从事几千里的运输任务，与其这样还不如直接从有盐引的边商手中购买盐引，然后到盐场支盐。
与此同时，宗亲、勋贵、内臣通过权力获得大量盐引，导致商人大多困于守支，盐引因此卖不出价格。
以至于有明一代，一知道哪个官员要去当巡盐御史了，那就必定想到这家伙要贪墨了。
其二，商人的‘人情支出’到正德年间已经非常高昂，从盐运司、盐课提举司要巡盐御史，一众官员的口袋都靠盐商来填满，这个时候开中，盐引价必须开得很低，形成对商人的吸引力，否则就没有意义。可开得很低，朝廷收入锐减，最后就是全部贴补给贪官了。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解决吏治，所以开中法还没改好又开始去整顿吏治？吏治是那么好整顿的么？
其三，商屯破坏以后，西北商业资本大幅度败退，有钱人都没钱了，谁给你去商屯？内商？不会的。商人最注重风险管理。换句话说，现在政策改回来，会不会再改？信任一旦被破坏，想要重建是非常困难的。不要说不会再改了，谁知道会不会再来个叶淇。
这样以后，朝廷就不再介入生产、运输和销售的任何一个环节。同时也不再有私盐问题。因为所有的盐都是私盐。
开中盐法之中，运输和销售这个环节都交给了商人，生产也就是盐场还在朝廷手中。朝廷通过控制盐场来控制食盐的源头，手里有货，还怕没钱？
顾佐大惊，“若是这样，朝廷只能课税，盐税所得会更加减少！”
顾佐确实要仔细思量，皇帝的这个想法他从未有过。
募兵制又需要大笔的银两。这些大笔的银两只能是继续压迫百姓来获得。于是局势越来越坏，恶性循环就这么产生了。
然而即便两淮、两浙盐引如此壅滞，但是赏赐的还是这些。
顾佐不敢完全否认这种现象，私盐问题历朝历代都没有办法杜绝。
官僚？不错，他们不断的盘剥、贪污，也肥了自己的腰包。
顾佐不解，“臣斗胆，敢问陛下何为不同的支付方式？”
改革的难度降下来之后就可以最大程度的提升可执行度。
弘治皇帝对待亲人也很好。从弘治五年起，他赐给歧王两淮余盐一万引、赐与益王两淮余盐一万引，弘治十二年赐泾王两淮余盐一万引、赐申王两淮盐一万引，以上这些费用是“助婚礼之费”。
这一套盐法的本质，是利用盐业的高收入来吸引商业力量完成本该属于政府的运输任务。
不过朱厚照对于官办盐业并不具有信心，事实上，自盐业专卖以来，私盐始终为历代盐业治理的痼疾。清朝的盐业制度算是好的，但是清朝末年私盐同样泛滥。
一旦出现这种局面，私盐就会不可避免的出现。因为这其中可以获利。只要获利就一定有人去做。
但在封建皇权下，皇帝本身会有克制不住的欲望，不断的去开出这个欠条。比如说整个国家一年产盐一百万引，但是京师里画出来的盐引，可能有两百万引。
事实上，历朝历代的盐法都为了能够多课一点税，而搞得分外复杂。但越是复杂，其中的漏洞越是多，并且一旦坏掉以后就越发难改。
顾佐皱起眉头，询问道：“如此一来，食盐生产售卖全在商人手中。商人重利，有意抬高盐价，百姓岂不深受其害？”
所以明朝中前期开始出现了‘商屯’。他们用这些粮食换取盐引，然后将盐引卖给内商，直接获利，省去了后面再支盐、卖盐的流程。
其实这样做就有点像是大清的盐法。商人在皇权面前完全跪下，以取悦皇权为最高标准，而和官府媾和之后，贪墨银两、偷税漏税、贩卖私盐的问题也非常严重。
这本来也是没法杜绝的事，因为官盐当中有‘行政成本’，随着吏治的败坏，这个成本必定是越来越高。与此同时官员不是给自家生产食盐，质量做不好是一定的，所以价高质差，就是官盐的宿命。
主要做法就是官府出榜召商，写明纳粮的地点与所获得的盐引，这叫“开中”；
随后盐商根据这些条件，自报纳粮数量，并根据要求将这些粮食运送到指定地点，换得仓钞，这叫“报中”；
盐商持仓钞到盐运司等待兑换盐引。盐运司会对所有的凭据进行核对，确认无误之后就将盐引交予盐商。盐商根据已获得的盐引到产盐的盐场支盐，这就叫“守支”。
每一个环节都有大量的权力和利益交织，要想把这些线条理清楚，那可真是不容易。
基于此，朱元璋就在宋代“钞盐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开中法。
“若是盐商相互联合，统一抬价呢？”
“拍卖若想维持，势必需要让盐商获利，若是无利可图，谁来拍这些盐场？至于获利甚多，朝廷可加一期限。譬如你去拍一盐场，朝廷与你约定，经营权有五年或十年，期限之内获利尽为你得，到期之后朝廷收回经营权，重新定价拍卖。如果确实是暴利，那么其他竞争者再拍盐场时也会提价的，这样就给朝廷留下了调整的空间。”
朱厚照摸了摸鼻头，“礼卿，若是照此修改，不出几年，这些商人也会与朕的臣子勾结在一起大肆贪墨，随后在默许之下大行私盐，到那个时候朝廷的盐税还是减少。这样改动，也就是从养肥一群人变成养肥另一群人。”
然后让朝廷来负责向边境地区拨给银两和粮食。
“与此同时，朝廷不再负责盐场生产，于是便不再需要盐运司、盐课司等一系列机构，这样不仅能够削减开支，而且还能从根子上绝了官员贪墨。”
“便是本色与折色相结合。”
当然，故事的后来肯定不是这样美好。
明代的开中法，朱厚照是实在想不到有什么办法能够改良，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它里面的程序实在太多。
但其中还有个要点。
所以当时记载“一时太仓银累至百馀万”。
而对于朝廷来说，只要有粮食，那就发盐引，至于是不是从别的地方运过来的，那也没关系。
按照原来的办法，商人每引盐纳米2.5斗，换算成银子仅值银5分，但是改纳米为缴银之后，每引征得盐税银4钱左右，这样朝廷获利就会瞬间增长8倍。
当有盐引开始壅滞，不能按照规矩支盐的时候，就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占窝”。
其四，改回去干什么，再花个几十年败坏？
所以中前期边疆地区商屯大兴，《明史》记载：明初，各边开中商人，招民垦种，筑台堡自相保聚，边方菽粟无甚贵之时。
朝廷的盐课收入也只得连连下降。
但是我们都知道，灶户的收入会被官僚系统不断侵占的，
听起来似乎也可行。
于是大明的北方的军需得到解决，朝廷的压力骤减，商人也能够参与到盐的生意里，各方都有动力去维持这样一套制度。
可内地是产粮地，它的价格低是省去了大部分的运输成本，在边境地区能有这样的粮价与开中法的成功不无关系。
“这……问题在于，朝廷无法控制盐场也就无法再掌握食盐了！”
所以开中盐法能够原封不动的改回头吗？
所以问题来了，这些财富去了哪里？
“陛下，微臣观盐法多年，原先也苦闷于无力解决如此复杂、又牵扯甚广的弊政，但少府和梅记让微臣想到，朝廷或许可以改私盐商为官盐商，也像市舶司一般实行准入制，将与朝廷共同经营盐的商户控制在几家或十几家，这样便于朝廷管理和监督。”
李东阳的话更显一个成熟官僚的稳重，他是提醒顾佐，大事要考察清楚。
顾佐将此话听了进去，“倒不如，下官去接触接触盐商！”
李东阳不可置否。
如果盐法真要改，那确实是个重大之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