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杨一清来说，他领这个任务回去，其要求就两个。
但是随着朝廷各路军马不断北出大漠，实际上已经具备了抵御鞑靼的实力。而且不论他们从哪里入关，官军都可作出反应。
果然，礼部尚书林瀚否定了这个办法，说既然如此，还不如暂时先停止渐次的民牧退出，既然国家有战事，稍微再苦百姓两年，想必百姓也能够理解朝廷。
朱厚照坐于龙椅之上，听着赵慎这个法子，心里头摇头。靠几个犯人能多要几匹马？
而话说回来，万一胜了呢？
这种战争是劣势者的全力一扑，如果他们没成功，基本上那口气就断了大半。
另外一个建议是少府的一名郎中宋衡所提，他是从经济角度来看待战争。
到了弘治以后，支出日繁，京通储粮逐渐减少，至今也就是剩下一千三百万石，朱厚照在处理户部事宜时，也下令要注意使粮仓储满，发挥作用。
这是一种军事常识，王守仁与鞑靼人打过仗，肯定是知道的。
首先看游牧民族，他们之所以经常选择秋季，是因为游牧民族耐寒不耐热，关内气候较为温暖，游牧民族不适应。到了秋季则秋高气爽，气候转凉，即便战事久拖，天气越来越冷，游牧民族骑兵也会越打越有劲，与此同时汉人军队不耐寒，越打越吃亏。
而且秋天正是种田农民收获的时候，中原军队不太好聚集，也有利于他们作战。
刑部侍郎赵慎提了个比较特别的观点：他觉得战马既缺，官牧马场多多培育积累当然不错，但可可以恢复成化时期‘纳马赎罪’的旧制。
皇帝首先与几位重臣透露自己的意思，“剿套一事，朕以为今年即可施行，周彦章已有北出大漠之例，春天时，蒙古人在放牧牛羊，迅速集结军队反扑的概率较小。不过封锁一议，朕以为可于明年剿套之后施行。”
皇权时代没什么法治概念，国家需要什么，就搞什么，当年缺马，也就只能这样了。
王守仁最后的结语颇有道理，“大明既已耗费国力备兵，岂可作视鞑靼积蓄军马？若不剿套，天必究之。”
其实说到底，复套就是一次军事行动，或者说是发动一次针对鞑靼的战争。
这其实就是一种封锁。先前在大同也一定程度做过，而且本身明朝就是禁止与鞑靼互市的，只不过私下里走私很多，而按照宋衡的建议，朝廷的措施应该更加坚决，要有开海那种力度。
所谓剿套，就是要在这个时候深入大漠，碰上人就杀、碰上牛羊就抢，
游牧民族抢一回关内的百姓，造成民不聊生，中原王朝抢一次他们，那也是沉重的打击。反正就是七伤拳，看谁先耗死谁。
太仆寺卿王禀则建议朝廷可以适当再扩大官牧马场的数量，这样他可以多蓄养战马，减轻压力，否则杨部堂老是问他要马，这也挺头疼。
李东阳认为朝廷要多备粮草，为了便捷，可以仿照京通仓在西北再建粮仓。
总而言之，奉天殿之上，诸多臣子围绕着如何复套是开始了各种讨论。这其中有些好办法，有些就是听了就扔。
不过马政耗费不小，动辄就是十几万两的拨银。
在此基础上，应该为了复套的国策专门勘定边境贸易的法度，并且对仍然和鞑靼保持贸易往来的商人严加打击。
明年大明的骑兵、边军都会有进一步的实力增强，可以坐等鞑靼反扑。
一个是给人，一个是给军需。
这个常识就是游牧民族南下中原，通常是在秋季，而中原王朝北伐，则通常是在春季，正好相反。其背后都是生产方式决定的。
最关键的因素，冬天他们物资匮乏，如果秋天不赶紧抢一波，那女人、小孩、牲畜都很难熬过冬天。
“一年剿套、两年封锁、三年复套可成。”杨廷和直呼：“大朝会首日有剿套、封锁二策，便已值了。”
剿套可用周尚文，却不知道封锁能不能用那个宋衡。不过朱厚照也不急，总归是明年的事，再观察观察也行。
另外，他也想好了另外一件事。
午后大朝会继续，
皇帝对着众人说道：“先前大司徒已有言，市舶司有近两百万之银之巨。朕金口既开，说过复套需开海，开海为复套。既然说过，就要说话算话。正德元年，宫里的用度要减、朝廷的冗官要撤，但大明将士的军饷、粮草不能减。今年，复套也务必见效，因而这笔银两，朕不动，诸位爱卿也别打主意。杨爱卿，朕今日在此答应你，拨银一百万两用于购军马、操兵卒、备战事！”
众臣惊诧，如此数额实在惊人。皇帝为了这件事也真是舍得下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