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度路利将军阁下：
感谢您遥远的问候，我们在遥远的东方的一切都很好。
在过去这一年，我们东印度公司与清帝国的生意远超过去的年岁，一年之中的交易额达到以前不敢想象的地步。这样的成绩，是以前所不能达到的，将会给我们大英帝国带来更多的丝绸、瓷器以及茶叶。只是非常可惜，我们所期待改变的贸易逆差至今未能改变，哪怕是我们已经通过部分中国官员，输入了相当数量的鸦片，也依然未能改变这一现状。
在与中国商人的交易之中，我们主要通过清政府朝廷所批准的十三家——哦，不对，现在只剩下九家了，但广州人仍然习惯于称之为‘十三行’的——商行进行。这九家商行大部分位于广州湾的白鹅潭附近，这里是我们停泊的港口，我们居住地地方也在此处。
不得不抱怨一声，我们在广州湾这里居住的地方受到了十分严厉的限制，至今为止我们甚至不被允许进入城市，只能在郊区靠海的地方进行贸易活动，我们甚至不被批准学习中国话，曾经有一个中国人由于教外国人中国话，而被满清皇帝处以死刑。这种不利的处境，实在希望有一天大英帝国能够改变它。
上述所说的那九家商行经过乾隆皇帝的特批，才准予和我们东印度公司进行交易，乾隆皇帝至少在表面上似乎并不在意与我们交易所得的白银，只是以一种施舍的态度出具这九家交易的准许。
乾隆皇帝的这种态度是由于中国的物产极胜而来的，中国人日常所需已经由中国自己生产所供足，甚至还有结余，我们东印度公司所提供的白银也只是充填一部分本就充盈的国库，对乾隆皇帝而言这点钱几乎是不值一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