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人又是一阵沉默，事过境迁，大家谁还不知道，弱国无外交，国家被人欺负怎么能全怪在办外交的人身上。
“顾少川告诉我，当年欧战爆发，日本人强占山东并且提出二十一条，妄图亡我中华。当时的外交部就开始研究对策，为欧战的结束后和会的召开做了相当充分的准备，力图通过参战成为战胜国而收回山东的权益。欧美国家为了压制日本在远东的扩张也是支持中国的主张的，尤其是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已经同意归还山东，只保留一些经济利益。当然日本为了面子上好看坚持口头承诺但不对外公布，英法美三国领袖作保。可以说巴黎和会中国外交是胜利的。可是你们在国内只是听到南方广东国民党宣传的一鳞半爪，不相信当时的政府，一意作抗争，搞五四运动搞示威游行进而搞全国范围的罢课罢市罢工，给北洋政府施加了巨大的压力，政府只好指令代表团拒签，中国拒签巴黎协议，中国自外于国际社会，给中国的外交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这这这，这都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1922年日本不久将山东归还我国了吗，不就是后来华盛顿会议依照巴黎和会上日本的保证做出的决定吗！而且诸位可以去查证我国及欧美各国的的外交档案，并可访问陆征祥等相关人等以作科学之求证。诸位，过去二十年之北洋政府，贪腐或许有之，官僚或许有之，黩武或许有之，但是卖国却绝对没有。”
“诸位先生需要明白，外交不是小儿过家家，不是非友即敌这么简单。外交的真谛是维护国家的利益，而不是好勇斗狠。对外强硬多容易啊，而且还能得到国内民众的拥护，可是作为一个弱国，我们有强硬的资本吗？我们只能利用列强之矛盾，以利益之交换，获取中国最大之利益，或者说让中国少受损失而已。当年，学生们游行示威要求内惩国贼外争主权，全国罢课罢市，但是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除了让当时的政府难受之外，对日本又有何影响，日本会因为你们的抗议就放弃山东了？”
“从晚清时起，就有这么一些人，于国家大事于战和大计空放大言，却不承担任何责任。如甲午战争时的清流完全不顾当时中日军事实力之对比，只是空言喊打喊杀。五四时期之广东，内斗借外交之名全不顾国家之利益得失。北伐成功以来，南京中央外交部为了争取民心丝毫不顾忌国际外交准则，动辄以武力推行革命外交，我看迟早要闹出大事！”随着两年的东北最高军政长官当下来，张学良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也越来越深入。
一战结束后，美国为遏制日本在远东的不断扩张，在1921年主持召开了华盛顿会议；并在1922年签署《九国公约》。建立在远东形成了新的政治格局：确保列强包括日本在中国已获得利益的前提下，遏制日本在中国的继续扩张，保证中国的领土和主权。也就是说，华盛顿体系是对各国在华利益进行了冻结，虽然说是保护了列强已经抢夺的利益，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保护了中国不遭受日本的进一步侵略。但是南京国民政府看不到这一点，为了获得更多的舆论和民心支持，国民政府推行革命外交，在不顾及过去不平等的条约、协定与惯例的前提下，运用大胆而强烈的手段，在革命精神与群众运动的强大支持下，胁迫或半胁迫对手重新订约，以达到外交谈判的目的--撤除外国在华优越地位。革命外交也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在北伐过程中，国民政府收回了海关附加税权力，收回了九江和汉口的英租界。在北伐成功后，又迫使列强接受对关税主权的谈判。但是这些成果主要是因为英美等国觉得一些次要无甚大利的利益，妥协一下还给中国也无大碍，因此九江、汉口的租借英国也就顺势归还了事。而关税主权的谈判能够开启，也因英、美等列强已经准备给予中国关税主权。但是当国民政府想将革命外交进一步用到苏联、日本头上的时候，就出了大事了。前者引发了中东路事件，苏军大举侵入东北。而后者直接造成了918事变。尤其要注意到这两次事件过程中，中国在国际上是空前的孤立，列强几乎都是站在中国的对立面。
不得不说，国民党“革命外交”的目标是爱国的，正义的。但落实到现实上，因为当时中国国力的孱弱，虽有出发点爱国正义的想法，但一旦付诸行动，则引来了极大的麻烦，造成了严重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