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不明白日本金票兑换的意义，觉得地方货币的汇率和通货膨胀没关系。事实上，奉票是一种银本位货币，面额为银元，但其信用并非来自足量的贵金属准备金，而是来自东北的大豆出口贸易，这个贸易的主要二传手就是日本，换回来的也就是这种“金票”，因此，金票某种程度上就是奉票的信用保证。拿1921年100金票换139元奉票的标准来比1930年，奉票贬值7100%，农民的税负才涨了100%，看起来够厚道了，问题是，张氏政权还规定粮食，尤其是大豆收储必须使用奉票就算，这个商品化的过程，里外里农民还是得被拔掉一层皮。
张作霖以及张学良通过东三省关银号发行不兑换的奉票，当作军饷发给士兵，当作购粮款向农民买粮食大豆，士兵拿着军饷向商户买粮买物，农民也用奉票买东西，如果说发行量正常，商户拿着奉票去缴税去交易，那么当然就没有问题，可是一旦当发行量超过了整个东北地区的生产总值，尤其是28年张作霖进军关内，由于关内不收奉票，张作霖将东北的现洋席卷一空拿到关内当军饷，所有的人都知道奉票要贬值了，谁都不敢收奉票。与有限度的财政能力相比，超高消费能力的军事活动无异于一个无底洞。倾整个民国时代，没有一个理财家能够成功供应居高不下的军费。甚至可以说，大大小小的军政组织，每每因为应付永远没有止境的战费，而在首先让国民经济崩盘之后，让自己崩盘。
东北历任的民政长官，精明强干的王永江、老实忠厚的刘尚清等人全都是整顿金融，化解奉票挤兑、贬值而上台备受重用，可是面对无底洞一样的军费开支，任何人也没有办法。
到张学良上任之后，奉票贬值带来的经济问题愈演愈烈，东北的财政危机也一直没有解决，东北的财政收入不过五千万大洋左右，可是军队却达到近四十万，兵工厂每年的预算达到两千万，对此，张学良的方针是裁剪军队，减少支出。将军队减少到三十万，将兵工厂的预算减到数百万，让兵工厂、迫击炮厂转型生产民用产品自己养活自己。但是积重难返，东北的经济问题一直比较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