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子轩自从来到北平这个新文学的发源地，接触到了北平文坛的各类人，感触颇深。
和上海不同，这里的文化冲突更为激烈。
有坚持传统文化的保守派，有鼓吹全盘西化的激进派，有资产阶级改良派，还有无产阶级革命派，甚至是无政府主义的自由派。
他们每一个都认为自己才是对的，自己的主张才能救中国，互相攻击和论战。
1923年2月，张军劢在清华大学发表了“人生观”的演讲，从而掀起了一场科学和玄学的大论战。
最终导致中国思想界的分裂，产生了三个派别。
以梁启朝和张军劢为首的玄学派，以胡拾为首的科学派，以陈独绣为首的唯物主义派。
中国传统哲学、西方社会科学、唯物主义……
哪一种才能救中国？
泰戈尔宣扬东方文化，在其他两派看来，无疑是支持玄学派，这就是陈独绣攻击泰戈尔的原因，对于泰戈尔而言，恐怕根本不知道中国思想界有这场论战。
胡拾很冷静，他属于科学派，但他不认同陈独绣的做法。
没必要把中国文化界内部的论战牵连到一位不知情的外国诗人身上，这是很失礼的事情。
泰戈尔曾在不同场合说过热爱中国，为中国说过话，不应该受到这种待遇。
林子轩也不赞成这种做法，但他更关注的是在北平的另一种思想，那就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批判。
不少学者认为西方的一切都是好的，中国的一切都是坏的，应该给予全盘批判。
他们批判孔子，批判儒家学说，把中国古代哲学认为是唯心主义，是封建主义的糟粕，从而全盘否定，如此才能解放思想。让中国思想界和社会获得新生。
甚至有学者提出要废除汉学，就要先废除汉字的激进主张。
这些都是提倡新文化的学者，林子轩理解他们为了新文化的发展，为了和守旧势力争斗不得不如此的激进。可能他们自己并不是那么排斥传统文化。
毕竟，这一批的学者大多都出生在清朝末年，接受过私塾教育。
但他还是觉得新文化过于激进和狂热了。
来自后世的林子轩知道，正是因为新文化的发展，导致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没落。就算是后世的语文课本中出现了文言文，也很难弥补几十年中国传统文化的断层。
他觉得自己应该说点什么了，就算是不合时宜，也要说出自己的想法来。
这个时代的好处就是言论较为自由，在演讲前不会有人审查你的演讲稿，也没有人规定你演讲的题目，林子轩没有带稿子，他知道自己要讲什么。
1924年5月1日，这一天泰戈尔在清华大学演讲，林子轩则来到了北大。
他的名气没办法和泰戈尔相比。泰戈尔演讲听众有数千人，他的听众有数百人，据说很多北大学生都到清华听泰戈尔演讲去了。
胡拾是北大文科学长，负责介绍林子轩。
林子轩在大学讲过课，对这种场合很习惯，下面是数百名学生，前面有几位女学生。
“在开始今天的演讲之前，我先说一个小故事。”林子轩站在台上，沉声说道，“这个故事你们有人可能看过。叫做《最后一课》，是法国作家阿尔丰斯都德写的一篇短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