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的家门口正对的，是一片很远很远的田地。
五六岁时，我总会沿着那田地旁泥泞的小道，迈着碎步，和一路灿烂的棉花陪伴，奔至外公家门口。先将脖子伸进门口，喊声：＂外公＂，若无人应答，我便站到门口，面向那那片辽阔的田地，心里揣着跃跃欲试，藏不住欣喜兴奋的神色，对着那辽阔的田地喊到＂外公＂，我知道，那辽阔必定会回复我。风将那棉花杆吹得飒飒作响，将我的欣喜传到了田地的那边，而田地也毫不示弱，无比气势的回我：＂诶＂。那时，呐喊，成了我与辽阔那端的人的一种仪式，一种传达。
八九岁时，一家人为外公收棉花。我一股脑地钻进地里，脖子上挂着一个大袋子，紧紧地跟着妈妈，看她手于棉花那白软的，胖乎乎的身子间来回穿梭。我也毫不示弱，用余光看着她，学着她，使出吃奶的劲儿，却只拽下了那白软的一半。妈妈看了，眉眼弯弯，对我说，去找你外公教你。我作文应声，立马卸下脖子上的袋子，跑的飞快，脖子高高的抬起，想于辽阔里看到外公的身影。于是，在辽阔得棉花地里来回奔跑，脚下不停，累的汗流浃背时，于棉花杆间看到那隐隐约约，宽厚的背影。
那时，奔跑，是我与辽阔里的那人寻觅的一种方式，一种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