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能做到，一是因为他来自后世，思想上他更愿意把百姓当人，二是因为他知道这个时代的全球还有很多利益值得他去挖掘，可以大幅度增加自己的财富值，而此时的亏损不过是基于长远利益的需求，暂时要折些本钱使内部不至于因为钱荒出现大乱而影响自己将来对外扩张而已。
更重要的是，新礼推广这么多年，也让很多执政官僚接受了汉人贵于夷的思想，而认为，既然给番夷的工钱都因为新礼提倡仁道而要保证其基本生存，那汉人贵于番夷，作为天子赤子，自然就要更加优待一些，给的待遇不能只是让其保障基本生活。
所以，朱翊钧才能做到让朝廷反哺百姓。
不过，朱翊钧和支持新礼一党的官僚虽然愿意把国帑拿出来大搞基金，反哺百姓，但官僚里很大一部分人则还是不愿意的，纷纷上疏反对。
“民非已至饿殍之境，虽饥荒不过是求逸懒散所致，如今天下其实还大有果腹之业存在如垦荒于边地，如拉纤，如为大户长工，如轿夫等，而小民之所以多不愿为，不过是嫌其辛苦而又穷讲体面不知俭为德而已，所以才闹事生事；”
“朝廷却因此纵容其胡来，而不惜加高工钱，使劳力者与劳心者一样有余钱可品茶听曲，而不惜大费国帑。”
“国帑照此消耗下去，真不知及时会被消耗空！何况，如今倭事与吕宋之事在即，费银本就不少，如今再大兴工程，且以高价钱的方式大兴，只怕不出几年，朝廷必会山穷水尽，那时旦有天灾人祸，则不知朝廷该如何应对？”
“又何况，眼下山陵依旧未建，固然是陛下倡俭，但从礼而言，山陵是必定要建的，如此靡费国帑，真不知山陵之费将来从何处出？”
“当今首辅申时行欺陛下以仁，大费国帑，而扬个人之善名，却不顾将来国运，其心不可谓不阴险，其行不可谓不无耻，请陛下选用时贤，早止此亡国之政！”
御史王致祥就上了这样的奏疏。
但朱翊钧对这些奏疏的处理都是不报，仍让内阁继续大规模的斥国帑而大兴工程。
这让反对此举的官僚们很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