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准百姓于各驿站向皇帝密告的制度实施以后，许多官绅的罪恶的确被大量揭发出来。
光是需要被杀头充军的就不少，更别提许多只是伤风败俗的，总之金瓶梅等古典世情里写到的，和没写到的都有。
朱翊钧都不得不下旨从宽，让能充军的改为充军，不判死刑，能只是革除官爵的，就不判刑。
因为虽然大明需要整治官僚士绅，但也离不了官僚士绅，需要他们去维持地方稳定，去负责协调官府与庶民间的矛盾纠纷。
要是真的全部从严清算，许多地方就会完全成为胥吏和匪寇恶霸的天下。
这些势力比乡贤士绅在压榨百姓方面更加粗暴直接。
不像乡贤士绅里不少人还会在乎一下整个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而适当的赈一下灾或者号召乡民配合官府，或者手段文明一点。
所以，朱翊钧不得不宽仁一二，以登报编典申饬为主。
但这也还是让许多士大夫很是受不了，而纷纷给当场执政申时行等写信，希望他们能阻止这事，保全一下士林颜面，说照此下去，会动摇理学根基，让天下人更加觉得理学很不现实。
可申时行等执政也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
没错，密告制度推行后，也牵涉到了他们的亲友。
申时行的女婿李鸿就被举报在顺天府乡试中舞弊。
不过，这件事好在还不算证据确凿的事。
虽然申时行因此上疏请辞，但朱翊钧没有因此就同意罢其职，而只下旨以后，四品以上大员子弟在院试和乡试中皆另开一科，名为恩贤科。
以作恩惠贤士子弟之意，在原名额基础上再拨若干名额给恩贤科，相当于让这些权宦子弟与寒门子弟分开录，以免有强夺寒门子弟进阶资源的嫌疑。